李言恭說道：“旅長，我認為應該將重量比較輕的炮都拉上馬車，必須要讓炮兵跟上步兵的行動，這樣在野外戰斗中步兵和炮兵才能協同作戰。”
陳璘點頭說道：“但是火炮作戰的時候會驚擾戰馬，必須要用專門的戰馬進行戰場訓練才行。”
李言恭點頭說道：“其實也不一定是要戰馬，騾子負重能力雖然不如馬，但是更容易控制。”
陳璘點頭說道：“我這就給后勤寫信，讓他們運送一批耐勞的牲畜到前線來。”
結束了對炮兵戰術的總結，步兵作戰的團長們也紛紛總結了自己作戰的得失。
陳璘最后說道：“從京師傳來的情報，李成梁忙著內部削藩的問題，應該是不可能南下了。我們這段時間繼續留守睢陽，等待后方補給的彈藥送達，就準備攻打開封！”
眾團長紛紛領命。
就在睢陽的東南新軍在整軍備戰的時候，四川，南中。
從漢末三國以來，南中地區就是中原劃分的西南夷地區，當年諸葛亮七擒七縱孟獲就是在這個地方。
川西，云貴，廣西，即使到了明代依然是漢夷雜居的地區。
“團長，山寨就在那邊了！”
親衛拿來望遠鏡，熊況看著對面半山腰的山寨，咬了一口肉干說道：“這幫賊寇為什么都要在這種地方建造山寨，害得老子好一頓爬！傳令全軍注意掩護，給老子端了它！”
接下來的戰斗并沒有什么意外。
西南山區的這些土匪，靠的就是躲藏在山中，仗著官軍不愿意花力氣進山剿匪，才能猖獗一時。
遇到正規軍剿匪，這些山寨根本就是不堪一擊，迅速被熊況的軍隊消滅。
熊況正帶著軍隊，在南中地區訓練剿匪。
等到中午的時候，熊況就已經結束了戰斗，一部分士兵押送著土匪下山，熊況召集手下營連級的指揮官開會總結。
“滇馬確實適合山路駝運，不過也只能馱得動六磅炮，口徑再大的就完全運不上山了。”
“手榴彈在山地作戰中用處很大，但是也容易造成山體滑坡。”
眾人你一言我一語，熊況掏出本子將這次作戰遇到的問題，還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全部記錄了下來。
果然大都督說的沒錯，“實踐出真知”，熊況才發現山地作戰中竟然有這么多的問題。
駝運物資補給，武器配比，安營寨扎，這些東西都需要實踐。
遇到傷員如何處置，山上如何御寒過夜，這都是需要一步步總結的。
等到眾人總結完畢，熊況點頭說道：
“這是我們最后一次在南平剿匪了。”
眾人看向熊況，熊況說道：
“大都督的預判沒錯，果然貴州土司有異動，旅長已經下令，我們獨立團返回南平城休整七日，就立刻前往貴州。”
一個軍隊的指揮官的個人風格，會影響整個隊伍。
李言恭的指揮風格比較穩健，基本上打的就是穩扎穩打的陣地戰，所以他手下的指揮官也比較嚴謹。
熊況打仗比較靈活，喜歡出奇兵，所以他手下指揮官的風格也和他類似，整個獨立團的氛圍比較輕松，但是普遍更加好戰。
其實熊況在南平剿匪，就是為了訓練軍隊山地作戰，為了大都督預言的云貴作戰提前準備。
貴州，播州。
播州就是現在的貴州遵義市，當地土司楊家已經在本地世襲了二十六代了。
是的，從唐代開始，楊家就是播州當地的統治者，無論中原怎么更迭，楊家依然是播州宣慰使。
如今播州宣慰使楊烈，本身也是一個有野心的。
楊氏歷代統治播州，勢力盤根錯節，早有不臣之心，他認為四川官軍弱不經戰，非常輕視。
在蜀中被東南攻占之后，趁著西南混亂的機會，楊烈又擴張地盤，吸納了更多逃難的西南夷，逐漸有了不臣之心。
而當他聽說云南黔國公向東南大都督蘇澤投降，云南和貴州都有安定的跡象，東南在廣西實行全面的改土歸流。
楊烈本來就有些焦急，但是很快又聽說了東南和大明在河南開戰的消息。
楊烈立刻感覺自己有了機會，東南和明廷開戰，那肯定是統一全國的國戰，那一定會將主力都調往北方前線。
自己趁亂在這個時候出兵，如果能割據西南，那肯定會得到明廷的支持，說不定也封一個國公當當。
更進一步，還可以效法南詔大理這一類的西南割據勢力建立政權。
楊烈聚集部眾，打出匡扶明廷的旗號開始謀反。
只是楊烈并不知道，自己的謀反早就在一位大都督的預料中，東南內閣早就在準備山地作戰，準備解決西南土司的問題。
所以楊烈謀反的消息迅速傳到了成都和南京，內閣立刻召開了會議。
看著蘇澤，徐渭只能感慨，大都督真的是料事如神，這西南夷叛亂的事情又被他預測對了。
云貴要叛亂，自然不是蘇澤瞎猜的。
在他穿越前的歷史時間線上，萬歷年間的播州之亂耗費了明廷最后的元氣，將明廷西南的優勢力量消耗一空。
只不過在那條時間線上，造反的是楊烈的兒子楊應龍。
現在是老子造反，這倒不是說楊家天生反骨，而是西南夷的問題本身就很嚴重，無論是誰在這種局勢下，都會滋生野心。
內閣的氛圍很輕松，因為蘇澤的安排，東南征討安南的主力，攻打四川的主力全部都留在西南，包括廣東廣西的軍隊，可以說近一半的軍隊都在西南，這一次西南夷叛亂絕對會被平定。
楊烈恐怕也沒想到，在西南歸附之后蘇澤竟然沒有把軍隊都調動去北方前線，而是專門留在西南“等著”自己造反。
內閣的氣氛輕松，徐渭開口說道：“正如同大都督所料的，西南必反。因為西南問題不是一個軍事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這是落后的土司制度，和西南漢化而造成的思想進步產生的沖突。”
“西南問題，并不是漢夷問題，而是制度問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