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這數年時間里，朝廷諸司組織結構較之往年還是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如今大唐三省六部的中央組織結構雖然也是總結以前歷代政治得失，在此基礎上的一個集大成形態，分曹治事、各有專工且彼此不失制衡，后世歷朝也都沿襲這樣的結構，在此框架之下有所增減。甚至許多番邦政權也都以此為標準，多有效法。
但制度完美與否，并不能脫離具體的時代背景。如果罔顧現實的情況，那看起來再怎么合理的制度設計與安排，也都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
如今朝廷在政治體制上的改革，雖然三省六部、九寺五監的基本格局沒有改變，但是在實際的決策與行政層面，則就變化很大。
首先是集英館這一皇帝的親信幕僚們崛起，這在一定程度上便將中書、門下的權力進行了分割。以往兩省之顯重，那是從上到下全都有所體現，中書令、門下侍中位高權重自不待言，而作為兩省中層的中書舍人與門下給事中，在朝廷制敕的形成過程中也發揮著極大的作用。
畢竟每一項關乎國務大計的決策，也都不是皇帝與宰相們一拍腦門便決定實施。從最初的發現問題、立項討論到最終的形成決策，幾乎都是這些兩省中層在負責。
也因此，中書舍人與門下給事中雖然只是官在五品，但卻自有儲相之稱，其在朝情局勢中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絕大多數的四品通貴。
集英館學士群體的出現，讓皇帝有了一批固定的智囊們可以進行國務探討，無論是在章軌制度的擬定還是執行過程中，都讓皇帝的意志有了更大的自主性體現，對皇帝權威的提升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
除了集英館之外，便是樞密院的創立與軍政分離。這一項改變意義就更大得多，讓國家在軍事方面有了一個更加獨立、系統的管理與決策機構。
姑且不論對當下政治格局所帶來的沈恪改變，樞密院的創立可以說就算朝廷政治也陷入類似武周朝前后那樣的混亂狀態中，也能讓政治斗爭對軍事行動的影響降到最低。
當然，這實際上也只是理論上的一種可能。畢竟無論制度如何安排，待在位置上的總是人，想要完全的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干涉，也幾乎不可能。
只不過眼下，朝廷國力逐漸恢復，需要軍政并舉。軍事制度上的探索如果過于滯后，也會給實際的軍事行動造成嚴重制約。
除了這些軍政格局上的巨大改變之外，在實際的事務層面，所進行的改變那就更多了。像太府寺下面加設的宅廄署只是其中一個方面，而且還不是最重要的一個改變。
九寺是朝廷執行具體事務管理的一線部門，所以其曹司的增減也就需要有更加的應時性，而這當中的改變，也最能體現眼下朝廷政治在國務處理方面的真實情況。
像社監署的成立，取代百工監管理內外百工。這看起來似乎只是相關衙署改了一個名字，但在實際的職權與管理方式上則就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以前的百工監，是設在將作監之下，主要負責統籌管理諸色役工匠、儲存并提供竹木用材。而職能類似的平級機構，在諸司中仍然極多。少府、太府以及光祿等各自屬下，都有一些管理匠戶、官奴等職能與機構。
相關的機構林立雜設，已經讓人事分散且難以統合，而且其中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這些衙署雖多，但對真正的民間生產力卻乏于統合與管理。
有鑒于這種情況，朝廷便將相關衙司大作裁撤，以司農司總領官奴婢給役事宜，少府織染署總掌織造內外織造事宜，京苑總監管理兩京并北都諸皇苑園業維持與生產，工部計量天下工匠入役事宜。
這四者無涉的事務，則就盡數匯總于社監署。同時社監署也增添了一個新的職能，那就是管理民間各色工匠，制定行業標準。
之所以事權要進行這樣一番整理，除了朝廷本身要裁撤冗員冗司、降低行政開支、提高行政效率之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民間手工業的發展迅速。
以往朝廷所奉行的是租庸調、以實物為主體的稅收方式，這種方式首先是建立在均田制為基礎的社會情形之中。而朝廷在稅收過程中所收集上來的各種物料，又需要足夠的工役將之加工處理成可以使用的產品。
這種財政模式自有其優越性，從材料到生產一手把持，政府面對各種災害的抗壓性更高。只要保證足夠的行政能力，幾乎不需要進行什么對外的索求與增補。
但這種模式的弊病也大，且不說均田制這一土地分配的社會基礎能否得到保證，隨著大唐國體越來越大，如果不進行適當的分工而諸事統管，這又會給政府行政能力帶來多大的壓力？
所以隨著疆域的擴大、政治體量的激增，以及民間手工業生產力的發展，如果再不做出改變，那么朝廷行政機構就會變得越來越臃腫龐大，成本越來越高，效率卻越來越低。
所以朝廷創立的社監署，即便是要監管民間手工業，但也不會具體細致到每一個生產單位，而是這些行業組織。
如今的關中，地力越顯貧瘠，寬鄉與窄鄉的分布嚴重失衡。盡管朝廷一直在大力推行編戶與均田，但是這些手段能夠做到的僅僅只是社會秩序的安定，并不會給關中的農業生產帶來質的提升。
農業生產的總量在較長時期內，仍是一種逐步下滑的狀態，不管這些土地的擁有者是勛貴豪強、還是平民百姓。
經過幾百上千年的開墾發展，關中的耕墾環境已經不容樂觀，在沒有化肥這一現代農業利器產生的情況下，即便是農業技術有所改進，但也只是將這過程略作延緩，很難再有大幅度的提升。
盡管情況是這么一個情況，可是關中平原對于唐家社稷而言是有著非凡的政治意義，當然不可能完全放棄。特別是在接下來的西線戰略中，關中仍然會長期的作為政治與軍事中心。
一個以農業為根本的強大政權，其政治中心卻不能選擇設立在農耕環境最為優越的地區，這也是中唐以后大唐朝廷所面對的一個困境。
對于外部物資的嚴重依賴，也讓運河沿岸的淮西等諸藩鎮壯大起來，安史之亂所產生出來的藩鎮問題，真要對比的話，其發源地的河北三鎮給中央帶來的威脅甚至還比不上河南諸鎮。單單淮西一地，便先后出現李希烈、吳元濟等悍藩。當然，這幾個貨原本也都是河北佬兒。
想要維持住關中地區的地域優勢，就要加強對外的交流與溝通，同時也讓關中能有更多的生產方式選擇。所以除了編戶均田之外，對于民間手工業的推動，也是朝廷近年來一直在力推的一項政策。
這并不是罔顧農耕為基礎的立國之本，而是結合現實情況、因地制宜，順應時勢而做出新的改變。關中想要維持住其政治、軍事與經濟中心的地位，就要對普羅大眾有更大的吸引力。
雖然朝廷也可以通過改革漕運、倉儲等來改善增強關中對資源的聚合力度，但這與推動民間的商事發展并不相悖，二者大可以平行并進、相得益彰。
過去幾年，大唐國力之所以恢復得這么快，與商貿的繁榮也是有著極大的關系。雖然說各項內外政令的改革讓大唐的生產力快速恢復，但是像最近的河東、河北與河南等地，此前秩序也都深受破壞，短時間內并不能快速恢復對關中的輸血能力。
江南對關中的漕米輸送倒是逐年激增，像開元元年江南糧食運到關中總量還只有六十多萬斛，但到了開元三年，已經達到了兩百三十余萬斛之多。短短三年之內，規模激增數倍，這也極大的改善了關中對糧食的需求程度。
但若僅只于此，關中的糧食需求缺口仍然不小，哪怕不會滿地餓殍，但也不足以讓府庫充盈、谷米滿倉，可以盛論軍事的程度。
官方的糧食輸運力量便是如此，而除此之外，民間的糧貨供應也是激增。商行中自有古訓，所謂千里不販糴，糧食的長途運輸成本大、風險高，且利潤不夠可觀，因此民間行商，對于糧食的販運熱情并不高。
當然，糧食作為基本的生存物資、對于社會的穩定擁有著極強的影響作用，朝廷當然也不能放任民間商賈們囤積居奇，長途販運牟利。
但是這件事也并不是沒有變通的余地，隨著各地倉儲、漕運環境有所改善，常平倉這一制度便又重新煥發生機。
此前朝廷僅僅只是依靠地方官府進行經營，覆蓋面有限且效率并不高。而且官府在和糴的過程中，還存在著大量強買與攤派等現象，官員們往往為了政績與利潤，有的時候甚至連民戶們的口糧都不放過。
畢竟由官府進行的買賣，彼此勢力與體量本就不相同，又怎么可能形成一種普遍的互惠互利的平等局面。
所以朝廷便也放開商賈參與到和糴中來，地方上的常平倉只負責收納、轉運，而朝廷則專遣使員，與州縣官府會同糾察與監督，將糧食的和買進行一定程度的市場開放。
驪山一場講武，已經將京畿最近幾年所積攢的糧食都消耗的差不多了，甚至諸軍各自返回的消耗都頗成問題。但就算是這樣，李潼仍然敢放膽籌劃對外的攻略，就是因為眼下關中雖然糧儲不夠充分，但在其他地方，朝廷仍然直接控制著大量的糧食。
別處不說，單單洛口倉一處官倉，所儲備的糧食便有將近五十萬斛。而其他漕渠沿岸的各處官倉，儲糧或多或少，累加起來的總量都已經超過了三百萬斛。
眼下這些糧食還沒有輸入京畿，一則是眼下并不需要，關中仍能維持，二則集中在一起發運的話，沿途的消耗必然會有所增加。
但只要朝廷有了確切的計劃與需求，漕運沿途諸倉便可以次第起運，源源不斷的將糧草輸入京畿，以滿足朝廷在這方面的需求。
手里有糧、心里便不慌。而且儲備的增加，也并沒有給地方上帶來更加沉重的負擔，特別是沒有給地方官府增加格外的權力。
常平倉本身是一個獨立的系統，地方官府有一定的監督權，但卻沒有絕對的管理權。而這一套和買體系，由于民間的商賈力量廣泛參與其中，整個商貿體系的中心又在于關中。
他們參與和買，在這項交易中直接獲得的利潤很有限，但是能夠在后續前往長安進行商貿的過程中獲得一定的優待。比如貨品的折扣，以及緊俏商品的供給等諸項。換言之，如果不來長安，那其變現的額度就會遭到限制，達不到利益最大化。
如此一番安排，朝廷既確保了糧食這一條生命線的壯大與穩定，同時又能保證地方上的人物力量進一步向京畿集中。
而關中作為這一商貿網絡的中心，其優勢當然不僅僅只是建立在政策的導引方面。如今的關中，產業結構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單單在籍的各類工坊匠戶，便達到了三十多萬戶，單單長安一地便有將近十萬戶的手工匠人。
這樣的產業分配，既保證了長安周邊有足夠的商品產出，又能緩解一直非常嚴峻的人地矛盾。大量的民戶投身于手工業生產中，對土地的需求自然便有所降低。
甚至許多有地可耕的民戶，除了基本的糧食生產之外，也更加樂意種植回報率更高的經濟作物。畢竟人對利益的追逐，那也是發乎本能的。
大唐國體龐大，自然可以進行區域之間加強交流、彼此互補的產業調整，并不需要在一地進行所有的產業布置。
關中如此龐大的一個手工生產規模，對于原材料的獲取自然也就有著極大的需求。所以對于噶爾家所提出的商貿請求，無論是出于戰略上的考量，還是實際的利益取舍，朝廷自然也就沒有拒絕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