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來了。
我站在南德清冷的雨中，我看到南勐山浮云游動，我走進火車站附近一家臨街的雜貨店，我撥了緝毒大隊隊長老潘的手機。
老潘的手機關著。
緝毒大隊我沒有去過，我不知道安心經常說起的那個院子在什么方向。
半個小時后，我站在了南德市公安局大樓外傳達室的窗口前，我遞上我的身份證，求見公安局政治處的方主任。
傳達室盤問了我半天，問我認不認識方主任，我如實說不認識，我是想通過他尋找一個人。還好，傳達室的人同意讓我進到一間不大的上訪接待室里，過了一會兒從樓里下來一個人，告訴我方主任不在，開會去了，問我有什么事。我說我要找一個人，方主任認識的，是個年輕女同志，她叫安心。
來人讓我稍候，便回樓里去了，沒用多久又回到接待室，同行還跟來另一個人。他們進了屋一起問我，問我是干什么的，跟安心怎么認識的。我說我是她的未婚夫，是她愛人，她半年前離家出走，我是來找她的。他們問你怎么能證明你是安心的未婚夫。我說緝毒大隊的潘隊長和吳隊長還有其他一些人都認識我，我去年夏天還在這里治過傷呢。
那兩位干部互相對視一眼，把我帶進樓去，帶進樓里的一間小會客室里，讓我稍候，還給我倒了杯熱茶。這次讓我等的時間比較長，等了大約一個小時。一小時后從屋外進來幾個人，其中一個我當即認出來了，是緝毒大隊那位姓吳的副隊長。
吳隊長也一眼認出了我：“對，你是楊瑞。”然后他把我介紹給另一位中年人，“這是我們政治處的方主任。”
我和方主任，和吳隊長，握了手。他們讓我坐下，他們隆重認真的樣子讓我心里有了希望，我想他們肯定是知道安心的行蹤的，不然干嗎一起出來見我，總不會是想向我打聽她的下落吧。
方主任先問我：“去年你們是怎么分手的，因為什么？”
我說：“我不知道因為什么，她留了一封信就不見了。”
“信上怎么說？”
“她說她不能在她丈夫死了，兒子死了的情況下再跟我談情說愛，她說她要為他們負責。”
那位方主任和吳隊長對視一眼，兩人都沉默了片刻，片刻后還是由方主任開口，點頭說道：
“對，據我們知道，她確實是這個想法，所以她回南德來了。她希望繼續從事她一直熱愛的公安緝毒工作。”
我的心，在聽到這句話時，一下子舒展開了，我終于找到了安心的下落！我笑一下，說：“我想到了，她在這兒，我早就想到了，她不在老家，就是在這兒！我一直打電話給潘隊長的，還打電話給她的父母，可他們都不告訴我，都說不知道她去哪兒了。”
吳隊長插話：“這是根據安心同志本人的要求，可能她不希望你再來找她吧，可能她怕影響了你以后的生活。”
我快樂地沉默了一會兒，說：“能讓我見見她嗎？”
吳隊長看一眼方主任，不說話。方主任遲疑一下，開口道：“小楊同志，我知道你是很愛安心的，所以我相信你一定會尊重她的選擇。她回到了戰場，選擇了戰斗，而且很不幸，她在去年秋天的一次緝毒戰斗中，英勇犧牲了，南德市人民**已經追認她為革命烈士。我們知道你和她曾經有過一段戀愛關系，但我們沒有找到你，所以，安心同志犧牲的消息我們只通知了她的父母。她的遺物、她的烈士撫恤金和烈士證書，按有關規定都交給了她的父母……”
那位方主任，循循善誘地講了很多很多，我仿佛只聽見了犧牲二字，我反復辨別著那兩個字的含意，我鉆心地想要挖掘出那兩個字里還有沒有其他的含意。我低著頭，我用手捂住自己的眼睛，我不想讓我對面的這些警察們，看到我奔涌的眼淚。我的兩條腿在椅子上用力地夾緊，想控制住身體因為哭泣而帶來的顫抖。我的整個腦子一下子空空蕩蕩，全身肌肉因為互相撕扭而深刻地疼痛，我用變形的聲音懇求他們：“沒有，沒有，她沒有犧牲！我要見她！你們讓我見她……”
在這場陰雨之后的下午，他們帶我去見安心。根據安心父母的意見，安心和在那次戰斗中犧牲的六位緝毒警察和武警戰士一起，葬在了南勐山下的革命烈士公墓里。他們的墓前，專門立了一塊半人高的紀念碑，上面用半文半白的語言，鐫刻著對那次戰斗的記述，以及這七位烈士遭遇惡敵英勇無畏的壯舉，言簡意賅。我看到烈士依序而列的名字中，第二位就是安心。那兩個字鐫刻得既俊秀又蒼勁，很像她的寫照。我用手撫摸著那兩個字，那字上還殘余著雨后的濕意。我雙膝跪在安心的面前，用我滾熱的嘴唇輕吻了她的名字。那名字很冷，沒有生氣。
我不想再痛哭流涕，我不想讓身后的警察們看到，也不想讓安心看到我心里的血跡。我怎么能想到在我又回到酒吧，又回到劉明浩那幫人的夜生活里的時候，在我和貝貝每天都共進晚餐并且在她的飯店留宿的時候，安心已經無聲地躺在這里。我相信在這個和北京遠隔千里的肅靜的墓穴中，她一定聽到了我們的歡笑，看到了我們的纏綿，她聽到這些看到這些，一定是難過得哭了。
盡管她說過：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可我還是屈膝跪在她的墓前，久久不起，并且向她深深地一拜，我說：“安心，對不起。”
我能說的只有這句話：對不起。我本想讓你比我幸福，和我一起幸福，但我做不到了。
我知道，你是希望我幸福的，你說過我比你幸福，才值得你對自己殘酷！你說過的！
從公墓返回市區的路上，我問陪著我的吳隊長：“安心犧牲前，留下什么話了嗎？她有遺言嗎？”
吳隊長說：“沒有，他們是在一場遭遇戰中犧牲的，事前誰也沒有預料的。”
我本想問：安心死得慘不慘。但我沒問。
吳隊長說：“我們潘隊長正在外地辦案子，他剛才打來電話，聽說你來了，勸你節哀。另外，他也希望你能理解安心的行為，她的行為是很崇高的，我們每一個熟悉她的人，都應該為她感到驕傲。”
對了，我想起我和安心曾經聊起過關于崇高的話題，我們那時對真正的而不是虛假的和做作的崇高，還是能夠感動的。比如老潘給安心講的那個在沙西公路上開加油站當情報據點的無名英雄的故事，還是足以令我們佩服和崇敬的。但那時連安心在內，我們崇敬英雄卻并不打算仿效英雄，我們并不打算去從事那種公而忘私的偉大事業，我們并不打算走進一個圣壇去做“普羅米修斯”式的勇士。那時我們正準備結婚，我們對未來的世俗的幸福生活正在幻想不已，我們更喜歡更感動的可能是“少年維特”式的浪漫與憂傷。那時不要說我，恐怕連安心也不會想到，在我們置身事外隔山看云地閑聊崇高偉大犧牲奉獻之類話題的幾個月后，她自己就真的身體力行地走上了這樣一條壯烈的道路。
盡管，我算不上安心的親屬，我和她尚未結為正式的夫妻，但公安局那些安心的領導們，還是讓我享受了烈士遺屬的待遇，免費安排到公安招待所里住下，而且由吳隊長出面，態度正式地問我還有什么要求。我說，我沒有任何要求，既然安心的遺物她父母已經帶走，我想去看看她工作過和生活過的地方，那些地方我經常聽她說到的。另外，你們是否知道她父母現在去了哪里，我也想去看看他們，我對他們負恩未報，我應該去看看他們。
吳隊長馬上陪我去了緝毒大隊，看了安心的辦公室，看了她使用過的辦公桌，她坐過的椅子。還帶我去了她的單身宿舍，看了那間臨河而建的吊腳樓。那間吊腳樓至今空著，尚未分給別人居住。我站在窗前向對面望去，看到了煙雨迷蒙的南勐河，卻看不到對岸那片如火如荼的木棉花。
關于安心父母的地址，吳隊長說，他也不知道。我問：潘隊長知道嗎？吳隊長沒答，只說：潘隊長不在，他在外面辦案子。一時回不來的。
我沒有再問。
我在南德住了兩天，在這兩天時間里，我一個人又去了那間吊腳樓，去了南勐山上的那間茶水店，去了上次我們去過的安心和鐵軍住過的那座居民樓，還去了我和安心一起住過的那個由宣撫司署改成的旅館。我去了安心在南德的所有值得記憶的場所，不是告別，而是憑吊。我想我愛安心，我會永遠懷念她，這些地方，我以后一定還要再來的。
在我離開南德的那天清晨，我帶了一束前一天買好的鮮花，再次去了南勐山下的革命公墓。連天的陰雨已經停了，但公墓里的每一塊石板路和每一座墓碑上，都還是濕漉漉的，就像我心里難以干涸的眼淚一樣。公墓里沒有人，墓碑與墓碑之間，阻隔著雨后清晨的霧氣。我找了半天，才找到安心和那六位烈士的墓地。我把那束鮮花放在碑前，然后默默地站了很久。盡管周圍沒有人，但我還是忍著不讓自己的眼淚從心里流出來，我在心里輕輕地對那墓碑說道：安心，我的愛人，我的妻子，再見。
告別的心聲剛剛落下，我似乎就聽到了墓碑里有了回應，像是有人一步一步向我走來。走近時我聽出那聲音來自身后。我回過頭去，我看到我的身后，站著老潘。不知為什么，看到老潘我的眼淚忽悠一下，終于掉下來了。
老潘目視著我，他插在大衣里的右手慢慢地拿了出來，伸到我的眼前，五指一松，手里有個東西掉出來，掉到半空中停住了，那東西上有兩根細細的紅繩，還在老潘的手上晃著。
紅繩的另一頭，懸著一顆玉觀音！
透過清晨的霧水，我看到了觀音菩薩玉面端莊，眉目依稀，光澤依舊，神態宛然。
老潘的聲音，穿透清冽的霧氣，啞啞地傳來，在安靜的墓園中，幾乎帶了些天籟似的回聲。
“安心告訴我，如果你來了，就把這個給你，她說給你你就會明白的。”
我雙手接過那只玉觀音，那大慈大悲的玉觀音讓我的身心有了一種覺醒般的感動。我親了那塊淡綠的玉石，我說：“我以為，她沒有留下話來……他們原來都說，她沒有遺言。”
老潘沉默片刻，墓園里除了我吞咽淚水的聲音，安靜得有如靈境。老潘的話語，也猶如遙遠的空谷足音，那足音環繞不絕，像一個巨大無邊的聲場，把天地間的一切，統統籠罩在其中。
“她走的時候說，她唯一牽掛的，唯一覺得對不起的，除了她的父母，就是你。她說，她只有拜托這塊玉石來保佑你了，她讓你別等她，她請你一定要過得比她幸福！”
我的淚珠掛在臉上，不再流下去。那淚珠和我的眼眸一樣，凝固了半天，才聽到了我的喉嚨里發出的疑問。
“安心沒有死，對嗎？”
老潘沒有回答。
他沒有回答已經是一種回答。我恍如夢境地，再問一句：“她還活著，對嗎？”
老潘終于又開了口，他說：“她讓我告訴你，過去的那個安心，已經不在了，她讓你別再找她了。現在她是另外一個人，一個你不認識的人。”
我沖上去，揪住老潘的衣服，我說不清是激動還是憤怒，我沖他大聲地吼叫：“你們把她弄到哪兒去了，你們又讓她隱姓埋名去干什么？她不愿意干的！我知道她不愿意隱姓埋名地過一輩子！她跟我說過的！你們把她還給我！”
老潘又高又大的身體在我的撕扯下紋絲沒動，他平靜地說：“我也不愿意她干的，這是她自己的意愿，是她的決心！”
我僵住了，我的手慢慢地松開了，我知道老潘說的是對的，老潘是從不讓安心靠近任何危險的，他對她像對自己的女兒。安心能離開我重返戰場，顯然是下定了犧牲一切的決心！
老潘輕輕整理了一下被我扯亂的衣領，聲音蒼老地說：“我這一輩子，真正敬佩的人不多。”
他停頓了一下，又說：“她算一個！”
我轉過身去，毫無方向地向霧氣中走了兩步，又茫然地站下來。我抬起手，仔細地端詳著手心里的玉觀音。玉觀音善良的形象，似乎代表了我心目中最理想的母性，代表了母性宏大的慈祥和悲憫。我知道我應該高興，不管怎么說，安心還活著，她在干她情愿為之獻身的事業，她必定也會從中體會到幸福。我們以前就聊起過的：那種真正崇高的人，心中必定充滿和洋溢著偉大的幸福！
老潘的聲音在我的身后，變得溫和起來，那聲音像一個父親在詢問自己的兒女，他問：“你敬佩她嗎？”
我沒有回答，我把象征著安心的那顆玉觀音戴在脖子上，塞進衣服里，貼身地在心口上擺正。我說：
“請您告訴她，我回北京去了。我會一直守著我們的家，我會一直在我們的家里，等著她！”
我擦去臉上的眼淚，一個人走出了寂靜的公墓。我回到招待所拿了我的東西，出門往火車站走去。出門時招待所服務臺的一位老同志叫住我，問道：“喂，小伙子，早上緝毒大隊的潘隊長來找你，找到了嗎？”
我回到了北京。
我又回到了原來的賽馬俱樂部重操舊業，我每天努力地工作，晚上再也不去泡吧蹦迪和下飯館。為了多掙一點錢，我還找了一份家教的工作。我省吃儉用，每個月都匯一千塊錢給南德緝毒大隊的隊長老潘，托他轉寄給安心的父母。她的父母顯然被公安機關轉移到其他地區保護起來了。警察有警察的規矩，他們不便把地方告訴我，但老潘答應把我的錢和心意都轉交過去。如果他就是安心的聯絡人，我想這些情況安心也應該是知道的，她一定是知道的！因為老潘在和我以后的通話中，再也沒有勸我別再傻等了。當然他也從來沒有向我透露過關于安心的哪怕是一點極其微小的消息。這是他們的紀律。
所有的同事、朋友，連同我的父親，問到我又找女朋友了沒有，我都說找了。他們一律做出驚訝好奇的神情，問道：喲，什么樣兒啊，怎么也不領來讓我們看看？我就說：她不在北京，在外地呢。他們當然還要刨根問底：在外地？她是干什么的？我就說：對不起，她干什么的保密！
我想，總有一天安心的組織上會讓她退役的，只要她不死，他們總有一天會讓她享受一下她應當享受的安定和平的普通人的生活，所以，我要等她！
除了一周兩次去掙那份家教的錢之外，我每天下了班都按時回家。我睡覺時總要摘下那顆被體溫焐熱的玉觀音，端端正正地擺在身邊空著的枕頭上，象征著安心與我同床而眠。每天熄燈前，我從不遺忘地要把臥室和客廳之間的那扇門敞開來，我怕睡著了萬一聽不見深夜響起的敲門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