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一棵樹上長不出兩種果實。我討厭亞瑟·黑斯廷斯，正如我討厭亨利·布魯厄姆。
——帕麥斯頓子爵
自從下定決心從俄國離開后，亞瑟心中的天平就開始逐漸從輝格黨轉向托利黨。
之所以他會做出這樣的決定，除了“畏罪潛逃”的心理之外，更是由于他起了燒冷灶的心思。
雖然塔列朗這個老瘸子名聲很臭，但不得不說，他確實教會了亞瑟不少東西。
當初拿破侖被放逐到厄爾巴島之后，塔列朗被任命為法國代表參加維也納和會。
當時許多人避談拿破侖，深怕言多必失。但塔列朗卻悄悄與一些仍對拿破侖心存幻想的波拿巴派人士保持書信聯系。
后來拿破侖“百日王朝”歸來，許多先前背棄了拿破侖的人爭相向復辟的皇帝表忠，但塔列朗這時卻又穩坐巴黎靜觀其變，絲毫沒有主動貼上去的意思。
事實證明，這個老瘸子的兩次選擇都堪稱明智的典范。
正如他所言：不要太快放棄任何一個人，也不要太快信任任何一個人。
如果把這個道理套在亞瑟身上，那就是：不要太快放棄任何一個政治派別，也不要太快信任任何一個政治派別。政權更替不是災難，而是機會。
對于他本人來說，賦閑的時光也不是完全沒事做，甚至這段時光要比他在位的時候還要重要。
因為只有那些在失勢時仍有朋友的人，才能在重新掌權時獲得支持者。
至于如何對待萊德利這樣惹人惱怒的小伙子？
呵，在亞瑟看來，不忠的朋友或許可恨，但在對的時間，他們仍然有用。
不過在眼下這個時節，要燒的灶可不僅僅是托利黨，要維系的關系也不限于萊德利這樣不忠誠的朋友。
馬車車廂內，亞瑟展開今早新鮮出爐的泰晤士報，上面赫然寫著一行醒目的標題《格雷伯爵提交辭呈，墨爾本子爵接任首相》。
亞瑟這樣的行內人自然不會對這個轟動不列顛的人事變動感到驚訝，因為他們早在一周前就已經得到了風聲。
但在這份文章中依然存在令亞瑟感到微妙的地方。
首先，由于墨爾本子爵接任首相，空出來的內務大臣職務由原軍務大臣卡萊爾伯爵接任。
內閣三大寶座的另外兩座中，財政大臣阿爾索普子爵和外交大臣帕麥斯頓子爵都得以留任。
戰爭及殖民地事務大臣斯坦利勛爵請辭，印度管理委員會主席格蘭特勛爵升任殖民事務部大臣。
海軍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卸任，轉由貿易委員會主席、鑄幣局局長奧克蘭勛爵接任。
當然，亞瑟最關心的自然還是大法官的人選變動。
萬幸的是，這個職位并沒有變動。
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大法官依然由尊敬的倫敦大學校董會主席布魯厄姆勛爵擔任。
得知這個消息后，亞瑟今天早上的胃口都好了不少，僅僅一頓早餐便吃了一盤培根和兩個煎蛋，甚至連沒加糖和牛奶的紅茶都不小心多喝了一壺。
高興之余，亞瑟也從這份人事變動中讀懂了前首相格雷伯爵和輝格黨接下來的政策風向。
在新一屆內閣中出局的有海軍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與戰爭及殖民事務大臣斯坦利勛爵，而如果仔細注意《倫敦公報》上的非內閣人事變動，還可以發現郵政總局局長里士滿公爵、掌璽大臣里彭伯爵也一同卸任了。
而這群被《泰晤士報》稱為“德比幫”的輝格黨大佬們還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他們都認為《愛爾蘭教會世俗事務法案》威脅到了愛爾蘭國教會的既定地位，與他們的政治原則不符，是愛爾蘭教會改革的強烈反對者。
德比幫的集體去職也說明了當下輝格黨的態度，即便前首相格雷伯爵辭職，但他們依然不會動搖推動《愛爾蘭教會世俗事務法案》的決心。
只不過亞瑟總覺得輝格黨團似乎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誠然德比幫反對在愛爾蘭推動教會改革，但他們中的許多人在近年的多項改革中都扮演了開路先鋒的角色。
而其中最令亞瑟欣賞的便是前海軍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他曾經一度被認為是輝格黨激進派中不可或缺的悍將。
早在幾年前威靈頓公爵掌權時，處于弱勢的格雷厄姆便毫不避諱的在競選演說中高調宣稱自己的政治主張：我是一位藍黨人，我過去是藍黨人，我現在是藍黨人，我也希望我將來永遠是藍黨人。我并不為此感到羞恥，愿上帝保佑，藍黨永遠不必為我感到羞恥。托利黨是‘宮廷黨’，他們的目標是擴張王權。而輝格黨，也就是‘鄉紳黨’，則為維護人民權利、捍衛民意、促進人民幸福而奮斗。
而讓格雷厄姆名聲大噪的，還是他在下院提出削減公職人員薪資的動議，以及批評樞密院大臣們高額薪金的主張。
而在格雷伯爵上臺執政后，格雷厄姆不僅參與起草了《議會改革法案》，并且還以海軍大臣的身份在皇家海軍內部推動了多項艱巨改革，其中既有唯才是舉（不以黨派身份選拔任用海軍部官員），提升水手待遇和退役金等福利保障水平，下令廢除多項軍隊肉刑。
唯一可惜的是，他在皇家海軍習以為常的抓壯丁入伍（強征制度）上碰了釘子。
雖然格雷厄姆在這項制度上連踹了好幾腳，但最終依然沒能廢除這項老傳統。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政績斐然的大臣，卻因為在愛爾蘭問題上與輝格黨團意見不同而去職，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況且在亞瑟看來，格雷厄姆反對《愛爾蘭教會世俗事務法案》的論點確實有一定道理、
格雷厄姆認為：不列顛和愛爾蘭政治聯合的根基，便是以教會為紐帶。任何對教會體制的干預，都可能動搖大廈根基，最終導致聯合的瓦解。
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格雷厄姆的觀點顯然令人難以接受。
但是站在現實主義的立場上，為了促進不列顛和愛爾蘭走向聯合，以國教圣公會對愛爾蘭進行逐步同化絕對是有必要的。哪怕這個同化的過程十分緩慢，甚至有侵犯宗教自由這樣基本人權的嫌疑，但是哪怕要花上一兩百年的時間，這項工作也得做下去。
而格雷厄姆等人的去職也不僅僅是輝格黨損失了幾位得力干將這么簡單，因為他們當中的不少人曾經長期充當著輝格黨內的粘合劑。
像是格雷厄姆這樣相對務實的理想主義者在輝格黨內既可以與“過于有主見”的布魯厄姆勛爵和達拉莫伯爵說上話，又可以與帕麥斯頓子爵這樣老謀深算在托利黨與輝格黨之間橫跳的老江湖搭上茬。
至于為什么要特意把布魯厄姆勛爵與帕麥斯頓子爵拎出來說呢？
那自然是因為這兩個人非常的不對付。
帕麥斯頓子爵與布魯厄姆勛爵的過節甚至在亞瑟還沒降生于這個世界的時候便開始了。
那是1806年，當時帕麥斯頓剛剛從劍橋大學圣約翰學院拿到文學碩士的學位，恰巧碰上首相小皮特不幸因病去世，為此劍橋大學不得不忍痛揮別這位兩度出任首相、前后執政長達20年的杰出校友，并重新選出一位代表劍橋大學新議員。
在不列顛，劍橋和牛津的議員席位向來被視為一種至高無上的榮譽，年輕的帕麥斯頓很難對此不動心。
但不幸的是，對這個位置動心的可不止他一個，與當時籍籍無名的帕麥斯頓相比，同樣年輕但看起來更有前途的斯賓塞勛爵、阿爾索普勛爵和佩蒂勛爵顯然更吸引人的注意。
當時正擔任卡洛琳王妃私人法律顧問、已在不列顛政壇頗有聲望的布魯厄姆勛爵就曾給劍橋大學的麥考萊勛爵寫信，明確表達了他對帕麥斯頓的競爭對手佩蒂勛爵的支持。
布魯厄姆勛爵在那封信中難掩對帕麥斯頓的輕蔑態度：候選人之一的帕麥斯頓，一個月前才剛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人，他缺乏勝任這一職位所需的一切素質。我清楚地記得曾在愛丁堡見過他，當時他在愛丁堡大學上了幾年大學，后來又轉學去了劍橋。正是由于我對他的家庭和他自身的了解，所以才更令我百倍期望佩蒂能在劍橋選區獲得成功。帕麥斯頓的家族極端反對廢奴主義，在這方面幾乎無人能敵。而且我認為，這個年輕人實在太自我了。對這個年輕人來說，他來參加競選最重要的一點是，在所有充滿野心的目標中，廷臣的生活是最輝煌的。如上所述，你難道不覺得朋友們有著更多理由來竭盡全力支持佩蒂擊敗帕麥斯頓嗎？
因此，如果細數二人之間的梁子，實際上都已經結下快三十年了。
而在1809年，年僅25歲的帕麥斯頓被首相珀西瓦爾委以軍務大臣的重任，負責監督指導軍隊、民兵和志愿軍的所有賬目，并且他在這個位置上一干就是19年。
如果撇去亞瑟與帕麥斯頓的私人恩怨不談，亞瑟必須公道的說，帕麥斯頓在這個位置上其實干得相當不錯。
帕麥斯頓在任期間，一直致力于提高軍隊效率，而且就不列顛在拿破侖戰爭中的表現來看，英國陸軍確實很少在后勤補給方面出問題。只不過，由于長期在戰爭部任職，帕麥斯頓也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套熱衷于擁護國家權力和軍事力量的政治風格。
而且從那時起，他獨斷專行的脾氣便已經初見端倪，雖然當時他只有二三十歲，但他卻從不愿意在與兩任英國陸軍總司令大衛·鄧達斯爵士和約克公爵的斗爭中讓步。
當時的英國戰爭部遠遠不是一個如同今日各國國防部那樣顯赫的部門，許多老派軍官都認為戰爭部純粹是為了執行總司令命令而創立的輔助部門。但帕麥斯頓卻固執的拒絕以這種觀點看待自己的部門，為了讓戰爭部的權威得到確認，年輕的帕麥斯頓常常會和大衛·鄧達斯爵士、約克公爵吵得臉紅脖子粗，甚至不惜鬧到國王陛下面前去。
而在戰爭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后，帕麥斯頓又打算在議會更多的發揮自身的作用。
只不過他剛剛生出了這個念頭，便在議會撞見了一位對他口誅筆伐的老對手——布魯厄姆勛爵。
按照帕麥斯頓自己的話說：“這位可敬而學富五車的官員對我進行了指責，我當然無法反駁這位值得尊敬的紳士本人。因為他很少用自己的觀點來干擾下議院的工作，并且在所有事件中謹言慎行，不愿與人爭辯，也不對憲法發表長篇大論。所以我決定讓自己專心于手頭的事務，專心于今年的軍隊預算。”
換而言之，在布魯厄姆勛爵擺出的“重炮”面前，帕麥斯頓按照軍事經濟學的常識簡單計算了一番，發現要想打贏這場嘴仗，要花銷的時間和精力肯定不小，于是便主動退卻了。
他在面對兩任陸軍總司令時始終不愿讓步，然而卻在議會里面對布魯厄姆勛爵時卻退避三舍。
僅就這點而言，帕麥斯頓絕不是反對派口中那個只知道捏軟柿子的家伙，那只不過是因為他太過務實了，以致于在旁人看來，他好像一直在捏軟柿子。
畢竟在大部分時候，捏軟柿子肯定是最經濟實惠的選擇。但如果必須要碰硬茬子，帕麥斯頓肯定也不會猶豫。
而今天，他顯然打算捏捏一個看起來像是軟柿子的硬茬子。
馬車停在唐寧街15號的門前。
比之兩年前，倫敦的工業化程度又提升了不少，相應的，混雜了工業粉塵的有毒霧霾同樣濃厚了幾重。
亞瑟下車前，忍不住用手指輕輕拂過袖口上的煤灰，他今日特意穿了那套灰藍色的雙排扣外套，雖然看起來不起眼，但至少耐臟。
唐寧街還是那條沉默的街，負責安全保衛的警衛們已經換了新的一批，環顧一圈也找不到幾個熟面孔。
但好在他的名字依舊那么好使，亞瑟朝門前遞去請柬，穿深藍制服的年輕守衛立刻認出了他的名字，將他迎入外交部內廳。
穿過長廊，一道熟悉的身影早已在那等他了。
“亞瑟，我的老伙計！”外交部助理次官奧古斯特·施耐德先生上前一步握住了他的手，臉上掛著外交官特有的禮貌笑容：“你總算到了。帕麥斯頓子爵他……今天的心情勉強還算不錯。”
“‘還算不錯’是什么意思？”亞瑟一邊走一邊發問，他其實不是很關心帕麥斯頓心情如何，若非要維持基本的體面，他甚至都懶得來外交部一趟：“你是說，他覺得我在俄國干得還不錯？”
“那倒不至于。”施耐德回以一個眼神：“我是說，至少他現在還沒有決定把你送進塔樓。”
亞瑟忍不住輕笑一聲：“他是不是已經知道我和厄克特在高加索的全部安排了？”
“知道。”施耐德回答得很快：“準確地說，他知道比你想象的還多。你和厄克特的那份‘機密備忘錄’，我猜有人把副本‘匿名’送來了白廳。”
亞瑟眉梢微動，保持沉默。
一瞬之間，他的腦海中閃過了幾個名字，但最可疑的還是他的私人秘書亨利·布萊克威爾先生。
“放心。”施耐德壓低嗓音：“他沒發火。至少沒把茶杯砸了。”
“是啊！”亞瑟陰陽怪氣的回了聲：“沒砸茶杯，這在不列顛的外交史上實屬奇跡。我還以為我以后要和科德林頓將軍一個待遇，被從地中海艦隊司令的位置上踢去樸茨茅斯海軍基地。咱們外交部有類似樸茨茅斯海軍基地的流放地嗎？”
施耐德輕咳了一聲，似乎想掩飾笑意：“當然有，不過我們外交部比較講究斯文，一般不叫‘流放地’，我們叫它：駐荷屬西里伯斯事務聯絡處。”
“那是什么鬼地方？”
“太平洋，婆羅洲附近的一個島，比樸茨茅斯海軍基地氣候更熱，比印度疾病更多，但好消息是，那里沒有議會質詢，也沒有《泰晤士報》的專欄記者。”
亞瑟并沒有透出他先前已經向帕麥斯頓遞交書面辭呈的消息，而是假裝自嘲了一句：“嗯……聽上去確實很適合我現在這種人。”
“別急著歸類自己。”施耐德笑著拍了拍他的肩膀：“我還沒見過哪個真正的流放者能在白廳茶歇時被大臣點名請進辦公室的。”
外交部走廊安靜得過分，偶爾一兩個身影走過，也都仿佛刻意壓低了腳步聲，這是典型的帕麥斯頓執掌下的部門風格。
那扇漆成深紅、邊框嵌金的大臣辦公室胡桃木門佇立在走廊盡頭，顯得格外莊重和嚴肅。
施耐德先是駐足停步，直到看見亞瑟微微點頭，這才伸手敲門。
咚咚咚的三聲叩門聲，清脆而富有節奏。
門內傳來一道略顯沙啞但平穩的男聲：“進來。”
陽光透過高窗灑落在地毯上，身著銀灰馬甲的帕麥斯頓子爵正坐在那張厚重的紅木辦公桌后，身前攤開一份折迭整齊的地形圖。
他沒有立即抬頭，而是用右手輕輕拍著地圖的某一角，仿佛在確認什么位置。
“喔，是亞瑟·黑斯廷斯爵士啊！”帕麥斯頓抬頭確認了一下，旋即抬手示意道：“請坐吧。”
亞瑟在他對面的軟椅上坐下，刻意放慢了動作，他知道此刻不能讓自己顯得急于辯解，否則就輸了。
帕麥斯頓將地圖輕輕放下，站起身打開酒柜取出了一瓶威士忌。
“我看過你的報告，也看過那份備忘錄。”他說道：“你很有膽識，也很有創意。”
“可惜不合規矩。”亞瑟接口道。
“你說得很對。”帕麥斯頓并不否認：“外交體系之所以存在，正是為了讓非正規的創意不至于成為國家的災難。在這一點上，你和戴維·厄克特爵士的做法并不能令人滿意。”
帕麥斯頓走到亞瑟面前放下酒杯：“你覺得我的批評是不是過于嚴厲了？”
亞瑟搖了搖頭：“稱不上嚴厲，實話說，閣下，我事先預想過更糟糕的場面。”
帕麥斯頓笑了一聲，給亞瑟斟滿酒杯：“你從俄國發回的那幾份外交報告寫的相當不錯，不僅僅是有價值，而且讀起來也很有趣。我本以為俄國的情況應該會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樣，但事實證明，二十年過去，他們還是老樣子。”
亞瑟聽到這里，不由皺起眉頭：“您之前去過俄國？”
“沒去過。”帕麥斯頓品了口威士忌：“不過我1815年的時候去巴黎參加過一場閱兵，就是那場反法同盟為了慶祝擊敗拿破侖而舉辦的閱兵。閱兵彩排的時候，我發現外國軍隊的步伐比我們小，而且總是顯得很笨拙。正因如此，我們軍隊昂然的步伐讓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大受震動，所以他立即下令自己的軍隊也要采用不列顛的行軍步伐。結果嘛，不難預料，俄國士兵在習以為常的步伐和沙皇命令的新步伐之間感到混亂迷茫，結果在瑪爾斯廣場舉辦的閱兵儀式上完全亂了陣腳。沙皇為此大為惱火，并當場下令把負責訓練閱兵方陣的三個上校逮捕起來，并關進了禁閉室里。然而，沙皇的副官卻對我說，這三個上校已經很走運了。因為至少沙皇沒有命令他們在24小時內學會像芭蕾舞明星韋斯特里斯一樣跳舞，不然就發配到西伯利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