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麥斯頓為了這次談話應當準備了相當長的時間，亞瑟甚至懷疑這位不列顛的外相非常有可能在過去幾周內派遣了外交部下屬的情報部門對他開展了背景調查。
在人才濟濟的議會當中，帕麥斯頓從來都不是以雄辯著稱的。
如果問起誰是輝格黨中最能在議會中主導辯論、贏得輿論、塑造議題的人，那么人們首先會想起的絕對不會是帕麥斯頓。
大部分人或許會想到：以一己之力，在連續兩天的議會改革辯論中接連發表6小時以上演講，中間幾乎沒有休息，被托利黨稱為“言語的火山”的大法官布魯厄姆勛爵。
而在1832年的艦隊街，被引用次數最多的名言同樣來自布魯厄姆勛爵。
“如果我們不能改革議會，那議會本身就將被歷史所改革！”
“你們不是在阻止一項法律，而是在反對一個時代的覺醒。”
他的馬拉松式雄辯直接鼓舞了社會公眾支持改革，以致于倫敦街頭當時甚至流傳著一句話：“上帝保佑國王，保佑布魯厄姆勛爵。”
或者，有些人會毫不掩飾他們對于“下院的西塞羅”托馬斯·麥考萊的喜愛。
面對1832年議會改革時，托利黨貴族“人民不懂政治，不能信任”的反對論調。
這位塑造了早期輝格史觀的歷史學家議員在下院發表演說，將古代羅馬、都鐸王朝、1688年光榮革命的傳承娓娓道來，公開向下院的反對派宣戰：“我們并不因為人民不完美而否認他們的權利，就像我們不會因為國王也有缺陷而取消王權。否認人民聲音的制度，不是保守，是自毀。”
又或者，有人會時常會想起帕麥斯頓子爵青年時期政治上的領路人喬治·坎寧爵士。
坎寧一生都以擅長唇槍舌劍而聞名，他尤其善于用諷刺語言挖苦政敵。
當政敵在下院對坎寧大加攻擊時，坎寧毫不猶豫的回敬：“對方說話的方式讓我想起了小提琴，空有震動，卻沒有音符。”
而當對方再次批評他“言語如詩人”時，坎寧又奚落道：“如果說我是詩人，那您就是韻腳——總在最后出現，卻毫無力量。”
除此之外，亞瑟的老上司、倫敦警察之父、綽號“滑頭的波比”的羅伯特·皮爾爵士也是一位公認的雄辯之士，甚至于在面對不利局面時，他依舊可以靈活的運用理性的言語來替自己解圍。
當年，皮爾由于考慮到當時的危急局面，不得不在《天主教解放法案》的問題上做出讓步，轉而全力支持法案通過。
然而，即便面對托利黨強硬派的壓力，皮爾爵士依然在議會中站起來，坦然承認了自己改變立場的行為：“如果必須要有人犯錯，那么我希望犯錯的是我，而不是不列顛。如今，我必須得做一件我年輕時視為背叛的錯事，我在此宣布，我改變了我對于天主教解放問題的立場，但這僅僅是由于天主教解放是為了維持國家安定繁榮所必需的政策。”
帕麥斯頓在言語方面，顯然沒有這幾位的懸河之才。
如果他真的是一位不憑借任何準備就可以滔滔不絕陳述幾個小時政治觀點的家伙，那么也不可能直到1827年還跟在喬治·坎寧的身后，直到當年8月坎寧去世后，他才得以與赫斯基森、達德利等人一同繼承了坎寧的政治遺產。
在演講才華與人格魅力方面，帕麥斯頓甚至不如本杰明·迪斯雷利先生。
別看喜歡穿胸衣和背帶褲的迪斯雷利先生平時好像不著調，但是亞瑟等等了解迪斯雷利的朋友都知道，雖然迪斯雷利在托利黨內看起來什么都不是，但實際上他的身邊已經形成了一個以迪斯雷利為核心的小團體。
當然，雖然迪斯雷利極富人格魅力，激情的演講風格同樣頗為討喜。
但他現階段肯定是忽悠不了托利黨大佬們的。
可是這依然不妨礙他去忽悠年輕的。
因為以迪斯雷利為絕對領導核心的“青年英格蘭”，其組織成員基本都是托利黨大佬家中的公子們。
帕麥斯頓當然知道，想要光憑嘴上敲打和辯論來說服亞瑟并不現實。
畢竟這位站在他面前的前任警官，同樣是位極其雄辯的人物，甚至坊間一直有傳聞說，皮爾爵士和威靈頓公爵曾經代表托利黨向亞瑟拋出過橄欖枝。
雖然這個傳言一直沒有被證實，但奈何傳的實在是有鼻子有眼，甚至于連選區名單都羅列了出來。
如果傳言屬實，那么亞瑟多半會代表托利黨以傳統農業莊園經濟為主的北部選區，去爭奪約克市的兩個席位之一，又或者是輕松奪下里士滿的那一席。
當然，考慮到亞瑟長期在蘇格蘭場任職的職業經歷以及其相對輝格的教育背景，也不排除托利黨可能會派遣亞瑟前往激戰區，比如改革派據點、約克郡紡織中心哈利法克斯，又或者是約克郡工業重鎮謝菲爾德和利茲。
為了能夠讓亞瑟好自為之，帕麥斯頓轉而又開始與亞瑟聊起了當年《天主教解放法案》背后的故事。
“亞瑟，你知道嗎？其實相較于達拉莫伯爵和布魯厄姆勛爵，咱們倆的性格和脾氣其實更相近。我們都對于手頭的工作充滿了無限的熱情，喜歡腳踏實地做事多過耍嘴皮子。但是，就是因為咱們這樣的性格，所以外界對咱們誤解頗多。”
亞瑟搞不明白帕麥斯頓今天到底是哪根神經搭錯了，先是對他一頓陰陽怪氣，結果現在又開始和他攀起了交情。
不過，如果事情不像威靈頓公爵和皮爾爵士私下里形容的那么糟，亞瑟倒也不介意陪著這位外交大臣演演戲，畢竟戴維·厄克特的“神來之筆”本就不在他的計劃中，他還沒準備好這么快就與帕麥斯頓掀桌子。
尤其是考慮到這家伙未來存在成為首相的可能性的前提下，直接鬧到沒法收場確實不明智。
但是鑒于帕麥斯頓之前的攻擊，亞瑟也沒忘了夾槍帶棒的提醒他：“或許外界對我確實有誤解，但我也沒什么好抱怨的。畢竟是我在倫敦塔下令開槍的。但是，正如皮爾爵士所言，如果必須要有人犯錯，那么我希望犯錯的是我，而不是不列顛。而且由警察出面，總好過直接出動陸軍的騎兵部隊。”
帕麥斯頓當然知道亞瑟說的是什么，因為當年正是他這個軍務大臣簽署命令，同意調用騎兵部隊鎮壓了曼徹斯特的六萬人集會，并釀成了彼得盧慘案。
只不過由于有著內務大臣西德默斯子爵在前面替他吸引火力，所以許多人都忘了琢磨內務大臣究竟是怎么調來騎兵的了。
帕麥斯頓也不知道是真的問心無愧，還是不愿意去提當年的黑歷史，他輕飄飄的便將這一頁揭了過去。
“亞瑟，但我說的不是這個。許多人都不知道我為何會從托利黨人變成一個輝格黨人，甚至有人質疑我只是一個單純的變節者，但是如果細細說起來，這件事甚至還與你有一定關系。”
“與我有關？”亞瑟面不改色道：“您或許太抬舉我了，我當時要么還在大學里讀書，要么正在格林威治的泥坑里摔打呢。您難道要說，是我派魔鬼迷惑了您的心智嗎？”
“當然不是。”
帕麥斯頓開口道：“1828年1月威靈頓公爵就任首相時，第二天便召我過去面談，希望我成為他的內閣閣員。不過在我給予公爵閣下最終答復之前，我向他提出了兩個請求。首先，我希望每個內閣成員都能在內閣或議會中根據自己的判斷隨心所欲地提出建議。政府在任何情況下，任何成員分配權力和施加影響力時，在與天主教相關的問題上必須保持嚴格的中立立場。尤其是在給予候選人支持時，不應該根據他對該問題所持的觀點而加以區別對待。
其次，我希望雙方達成共識，愛爾蘭總督和愛爾蘭布政司這兩個位置，應該立即換成在天主教問題上立場不那么敵對的人選。因為我認為這個條件對于愛爾蘭的和平安寧至關重要。但是公爵閣下是個更擅長提出條件而非接受約束的人，不太情愿作出具體承諾，而是對這個問題一笑置之。他說第一個問題的關鍵在于他是不是個誠實的人，第二個問題的關鍵在于他是否是個瘋子。由于他自已就曾治理過愛爾蘭，所以深知派一個我描述中的人去，會在愛爾蘭掀起怎樣的腥風血雨，所以他完全不想這么做。
我說考慮第一點，我對他和皮爾沒什么疑慮。但是我看到在這屆政府當中，巴瑟斯特身居高位，而古爾本在財政部，加上前幾次親眼目睹的事實，我沒辦法把這種共識視為不言自明。于是他回答說，那么好吧，我會提交你的名字。我說我似乎比他更重視這些問題，因此必須花點兒時間深思熟慮。離開之際，公爵說他會等我的答復。但是嘛……”
亞瑟曾經設想過帕麥斯頓究竟是由于什么問題和托利黨鬧翻的，但他怎么也沒想到，鬧翻的原因居然會是天主教解放問題。
帕麥斯頓繼續談道：“當然，我得承認，皮爾是一個相當不錯的人，在那個時候，皮爾幾乎在除了天主教解放以外的所有問題上都表現的極為開明。其中既有建立蘇格蘭場，也有廢除《血腥法案》。而他在天主教解放上的猶豫，我只能猜測主要是由于他被先前的選舉承諾絆住了。因為他當時的選區在牛津大學，而這個選區是不可能對天主教解放議題松口的。”
帕麥斯頓邁著步子，感嘆著亞瑟的好運氣：“亞瑟，我必須得說，你有個不錯的好運勢。如果沒有天主教解放，你到不了如今的位置。如果我們的國王還是喬治四世，身為一個天主教徒，你絕不可能成為下級勛位騎士。你要知道，當我們的威廉國王還是克拉倫斯公爵的時候，他同樣是一位天主教的支持者，為此，他甚至不惜與他的兄弟們爭吵。你享受到了自由進步帶來的好處，也應當端正自己的態度，而不是有計劃的給自由進步添堵。”
亞瑟看見帕麥斯頓的狐貍尾巴終于露出來了，站起身借題發揮道：“閣下說得沒錯，我當然知道，如果沒有天主教解放，我可能一輩子都只是個拿著三十鎊年俸的蘇格蘭場巡警，在倫敦霧中追逐扒手和流鶯的生活中熬到老。但我也知道……”
亞瑟話鋒一轉：“正是因為這場解放來得太遲、來得太艱難，才讓無數本可成為不列顛脊梁的人，變成了流亡的激進分子、街頭的鼓噪者、甚至高加索山脈中的亡命徒。”
帕麥斯頓微微瞇起眼睛，他注意到亞瑟用了“高加索”這個詞。
“所以，閣下。”亞瑟道：“我與戴維·厄克特爵士在切爾克西亞做的事情，表面上是‘不列顛利益的延伸’，但更根本的，是我們希望在那里也能播下自由與自治的種子。不是單純通過暴力，不是通過騎兵沖鋒，而是通過激勵、組織與啟蒙，這是一種建立在經驗之上的秩序，而非單純對舊制的摧毀。”
他走到書桌前，手指拂過上面的地圖：“當然，如果閣下擔心的是不列顛的安全，擔心我們挑起一場無法控制的戰火，我可以理解。但若你真正理解自由，那你應該明白：自由并不是由政府分配的，它是由人民爭取來的，正如天主教解放和議會改革。固然，我完成了警隊對倫敦塔下暴徒的鎮壓工作，因為那是我的職責，但是我希望您能明白，如果沒有職責的約束，我會毫不猶豫的站在他們一側！”
帕麥斯頓聽到這話，臉都黑了，雖然政壇上厚顏無恥的人有不少，但是能把“招安我”寫在臉上并大言不慚說出來的人還真就只有這么一個。
帕麥斯頓壓著火解釋道：“亞瑟爵士，我希望你理解，英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是保障世界和平。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首先我們必須竭盡所能地避免新的爭端。其次，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我們需要用友好的斡旋來平息現有的沖突。再次，當別無希望時，我們必須盡可能縮小沖突規模。最后，當我們自己的利益或榮譽不受損害時，我們自己必須保持沉著冷靜的中立立場。出于對調停本身的尊重，只要干涉是完全和睦友好的，我們幾乎沒必要說應該作何種程度的準備。但是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加入戰爭雙方的任何陣營，也不能提出我們根本無意執行的威脅。”
帕麥斯頓這話一說出口，亞瑟的眉毛忍不住連連跳動。
他本以為自己剛剛這番話已經挺無恥了，但是帕麥斯頓比起他倒也不遑多讓。
二人都是真假參半，具體怎么理解，那就純看個人了。
亞瑟搖了搖頭道：“看到您對高加索的漠視，我只能選擇相信艦隊街的報道。自從您就任外交大臣以來，不列顛的道德影響力或許真的下降了。”
帕麥斯頓反唇相譏道：“我可以理解此種攻擊。但是我希望能提醒您，對于這種見解，如果它是真的。那么為什么，我在比利時、葡萄牙和西班牙施行同樣的政策時，我們的政府竟能獲得來自其他國家如此之多的贊同和敬意？為什么他們愿意讓不列顛成為他們紛爭的權威仲裁者？這真是令人驚訝！而且，如果你仔細觀察，就可以發現像法國和美國這樣的海上強國也容許我們調解他們的爭端，我認為我引證的這一事實可以有力回擊那些謬論。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曾與我們兵戎相向，而且無論在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都被視為我們的對手。但無論其他對手如何評估我們，至少法國和美國似乎并不相信我們的道德影響力已經下降到了特別低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