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的秋天，陽光透過樹葉的縫隙灑在地上，形成一片片斑駁的光影。鹿曉曉邁著輕快的步伐，懷里抱著一摞厚厚的教案，走進了江城某民辦大學的教學樓。
這摞教案看起來沉甸甸的，仿佛承載著她對教學的熱情和期待。這些教案可不是普通的教案，上面標注著“211 高校核心課程”的字樣，它們是鹿曉曉通過在江城科技大學這所教育部 211 高校任職的伯伯幫忙找來的“寶貝”。
鹿曉曉畢業于新加坡的一所知名本科院校，之后又在香港理工大學攻讀碩士學位，這樣的學歷背景在這所俗稱“三本”的民辦大學里顯得格外扎眼。當辦公室的同事們看到她的學歷證書時，他們的眼神中混雜著驚訝和羨慕。
然而，鹿曉曉并沒有因此而驕傲自滿。她深知，學歷只是一個起點，真正的挑戰還在后面。她要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證明，高學歷并不代表一切，只有不斷努力和提升自己，才能在教育領域取得更好的成績。
“曉曉得虧有你啊，我們平時想要找一份像樣的教學資料都太難了！”52 歲的張老師感慨地說道，同時將水杯遞給了鹿曉曉，并深深地嘆了口氣。
這位張老師是一位從公辦院校退休后又被返聘回來的老教師，他每月的薪資是 4515 元。雖然這個數字比他退休前少了一半，但好在工作相對輕松，每周只需要上三天課。
鹿曉曉的經歷，其實就像是中國 803 所民辦大學（占全國高校總數的 25.75%）的一個縮影。在如今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經達到 60.8% 的情況下，這些民辦大學既肩負著普及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又深深地陷入了身份認同的泥潭之中。
那么，在這樣的背景下，鹿曉曉在民辦大學的校園日常究竟是怎樣的呢？通過她的視角，我們或許能夠揭開這些民辦大學的生存真相。
一、教師生態：在穩定與尊嚴間搖擺的群體
（一）薪酬困局：5000 元月薪背后的生存賬本
鹿曉曉滿心歡喜地打開了來這所學校的首月工資條，當她看到那個數字時，心情瞬間跌入了谷底，實發工資竟然只有 5047 元！這個數字比她原本預期的要低了將近 3000 元。
鹿曉曉不禁皺起了眉頭，心里暗自嘀咕：“扣除社保后，這點錢剛夠付房租和基本的生活費，想要攢錢去讀博深造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啊！”她無奈地搖了搖頭，對自己目前的經濟狀況感到十分擔憂。
鹿曉曉的抱怨并非個例，實際上，這也反映了當前教育行業的一個普遍現狀。據相關數據顯示，近五年來，公辦教師的工資平均漲幅達到了 30%，而民辦教師的同期漲幅卻僅有 10%左右。更令人擔憂的是，在一些地區，民辦教師的流失率甚至高達 20%。
這樣的差距不僅讓民辦教師們感到不公平，也給整個教育行業帶來了一定的影響。一方面，民辦教師的工資水平相對較低，導致他們在生活上可能會面臨一些困難，從而影響到工作的積極性和穩定性；另一方面，較高的流失率也使得民辦學校在師資隊伍建設方面面臨著較大的挑戰。
這種差距的根源在于制度性的巨大鴻溝。據江城這所民辦高校的財務處長私下透露，該校 90% 的收入都來自學生的學費。去年，該校的學費總收入高達 8600 萬元，但要養活 320 名教職工，并維持 12 棟教學樓的正常運營，實在是壓力山大。在這種情況下，學校能夠給出每月 5000 元的薪資，已經是相當不容易了。
然而，與這所民辦高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隔壁的公辦高校同職稱的教師們，月薪普遍都接近萬元，而且還能享受到住房補貼、職業年金等福利待遇。這樣的差距，無疑讓人感到十分揪心。
更令人擔憂的是，部分民辦院校甚至還存在著欠薪的現象。有些教師的工資被拖欠長達半年以上，這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困擾和壓力。
然而，“時間自由”卻成為了一種獨特的補償機制。鹿曉曉每周僅僅需要上三門課程，到了周四下午，她便能夠乘坐班車返回市區。這種“半職狀態”對于許多女教師來說極具吸引力，使得她們紛紛選擇留下來。
47 歲的李老師毫不掩飾地表示：“雖然工資不高，但能夠同時兼顧孩子上學和照顧老人，這一點還是可以忍受的。” 她的話語道出了眾多女教師的心聲。
正是因為這種“半職狀態”所帶來的時間靈活性，使得民辦高校女教師的占比普遍超過了 60%。這樣的工作安排，讓女教師們在工作與家庭之間找到了一個相對平衡的點，既能夠實現自我價值，又能夠盡到為人母、為人女的責任。
（二）隊伍斷層：“退休返聘 + 年輕新手” 的畸形結構
鹿曉曉所在的管理學院共有 28 名教師，其中 7 位是公辦院校退休后被返聘回來的人員，他們雖然經驗豐富，但年齡普遍較大；11 位是 30 歲以下的年輕教師，這些年輕教師充滿活力，但教學經驗相對不足；而 45-55 但這個年齡段的中年骨干教師卻僅有 2 人。
面對這樣的師資結構，院長無奈地感嘆道：“中間斷檔太嚴重了。”他表示，有經驗的中年教師要么跳槽去公辦院校，那里的福利待遇和發展空間更好；要么改行去企業，畢竟企業的薪資水平往往更具吸引力。總之，學院很難留住這些中年骨干教師。
不僅如此，學院的學歷結構也令人尷尬。除了鹿曉曉之外，整個學院只有 3 人擁有海外碩士學歷，而且這 3 人所畢業的院校在 QS 世界大學排名中都在 500 名以外，學術水平和聲譽相對較低。而 6 名本科畢業的教師中，竟然有 4 人是來自民辦高校，這無疑給學院的教學質量和學術水平帶來了一定的影響。
實際上，這種狀況在整個行業內并非個例，而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根據相關數據的統計和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全國范圍內的民辦高校中，博士教師所占的比例僅僅只有可憐的 6%。這個數字與公辦高校相比，竟然整整低了 16 個百分點！這無疑是一個令人震驚的差距，它充分說明了民辦高校在吸引高學歷人才方面所面臨的巨大困難和挑戰。
如此低的博士教師比例，直接導致了民辦高校師資隊伍的整體素質和水平相對較低，這對于學生的教育質量和學校的發展來說，都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而更為嚴重的是，這種情況還在進一步加劇，招聘過程中“靠關系”的潛規則更是讓質量滑坡的現象愈發嚴重。
就拿鹿曉曉的例子來說吧，她入職民辦高校沒多久，就驚訝地發現辦公室新來了一位行政人員，而這位行政人員竟然是副校長的侄女。據鹿曉曉觀察，這位行政人員連最基本的 PPT 制作都不熟練，然而她卻能拿到和自己差不多的工資。這讓鹿曉曉感到十分不公平，同時也對民辦高校的招聘制度產生了深深的質疑。
這種現象的根源其實在于民辦高校的生存邏輯。由于民辦高校在招生方面往往依賴于地方人脈，所以“熟人推薦”便成為了一種快速組建團隊的捷徑。然而，這種方式雖然在短期內能夠解決人員短缺的問題，但從長遠來看，卻會讓真正有能力、有才華的人才對民辦高校望而卻步，從而進一步影響學校的發展和教育質量的提升。
（三）職業天花板：看不見未來的講臺
“在這兒熬到退休也評不上副教授。” 張老師的話戳中了鹿曉曉的隱憂。該校建校 18 年來，僅誕生過 3 名副教授，且均為退休后返聘的 “名譽職稱”。全國范圍內，民辦高校正副高職稱教師占比不足 15%，有科研項目的教師更是鳳毛麟角。
科研資源的匱乏形成惡性循環。鹿曉曉曾想申報省級教改項目，卻發現學校連基本的資料數據庫都未購買，“想查篇核心期刊論文還要借公辦高校的賬號”。數據顯示，民辦高校師均科研經費僅 6900 元，僅為公辦高校的 12%。更令人無奈的是，職稱評定還受 “身份限制”，不少省份明確要求民辦教師評高級職稱需額外提交 3 項以上教學成果，而公辦教師無此要求。
二、學校運營：被招生綁架的生存戰
（一）頭等大事：把學生 “搶” 進來，“送” 出去
9 月的江城秋老虎正烈，鹿曉曉卻被迫加入招生宣傳隊。“每天要打 200 個電話，被罵‘騙子’是常事。” 她展示的招生話術手冊上，赫然寫著 “毗鄰江城光谷”“與多家企業共建實習基地” 等模糊表述，實則學校位于郊區工業園，所謂 “實習基地” 只是幾家小工廠。
這種焦慮源于殘酷的生源競爭。2025 年該校計劃招生 2200 人，實際首輪錄取僅1780 人，補錄兩次后仍缺額 112 人。這并非個例：全國已有多所民辦本科高校取消文化課分數限制，部分院校甚至出現 “零投檔” 現象。背后是雙重擠壓：一方面 2024 年出生人口跌破千萬，10 年后高等教育適齡人口將減少 40%；另一方面 87 所職業本科高校崛起，其 “技能 + 學歷” 模式更受考生青睞。
“畢業關”，這個看似平常的詞匯，卻蘊含著無盡的波瀾和驚險。在鹿曉曉所教授的《管理學原理》課程中，竟然有多達 12 名學生未能通過考核，這無疑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
然而，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系主任竟然要求鹿曉曉對這些學生“適當放水”，以確保他們能夠順利畢業。系主任的理由是：“要是這些學生畢不了業，明年家長就不會送孩子來了。”這樣的說法，雖然看似無奈，但實際上卻是對教學質量的一種忽視和妥協。
這種“低標準畢業”的現象，不僅會影響到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專業素養，更會導致教學質量的惡性循環。長此以往，學校的聲譽和口碑也將受到嚴重的損害。
據某教育評估機構的數據顯示，民辦高校學生的滿意度已經連續三年低于公辦院校 20 個百分點。這一數據充分說明了“低標準畢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讓人們對民辦高校的教育質量產生了深深的擔憂。
（二）經費困局：學費撐起的 “空中樓閣”
“漲學費是唯一的活路啊！”財務處長的這句話，仿佛是一道沉重的嘆息，道出了整個行業的隱痛。
在過去的幾年里，這所學校的學費一路飆升。從 2020 年的 1.8 萬元/年，到 2023 年已經漲到了驚人的 3.2 萬元/年，漲幅高達 77%！這樣的漲幅遠遠超過了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給學生和家長們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壓力。
然而，即使學費不斷上漲，學校的財務狀況依然不容樂觀。2023 年，學校竟然出現了高達 1000 萬元的資金缺口，這使得原本計劃中的圖書館擴建工程不得不暫時擱置。
圖書館擴建工程對于學校來說意義重大，它不僅可以提供更好的學習環境，還能豐富學生們的知識儲備。但由于資金短缺，這個重要的項目只能被迫延期，實在令人惋惜。
這種 “以學養學” 的模式在民辦高校中極為普遍。全國民辦本科高校學費大多在 1.5 萬 - 4 萬元之間，最高達 14 萬元 / 年，但與公辦高校相比仍顯拮據，公辦高校僅財政投入就不低于民辦高校的學費收入。更嚴峻的是，高學費與低就業形成強烈反差：該校 2023 屆畢業生平均起薪 3800 元，僅為公辦同類院校的 65%，不少家長直言 “花冤枉錢”。
經費短缺直接沖擊教學質量。鹿曉曉的管理實驗室里，15 臺電腦有 6 臺無法正常開機，“想做個數據分析實驗都要排隊”。而公辦高校同類實驗室早已實現一人一機，還配備專職實驗員。這種差距導致民辦高校陷入 “生源差 — 經費少 — 質量低 — 生源更差” 的死循環。
（三）治理亂象：家族化管理的隱形枷鎖
經過三個月的時間，鹿曉曉終于對這所學校的“權力版圖”有了清晰的了解。原來，校長的兒子負責后勤工作，兒媳則掌管著財務大權，甚至連食堂都是由他弟弟承包的。這種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在民辦高校中并非罕見，據某調查顯示，有高達62%的民辦高校存在“舉辦者一言堂”的現象，社會參與治理的渠道幾乎完全被堵塞。
這種治理僵化的情況直接影響了學校的發展活力。鹿曉曉曾經提出開設“數字經濟”選修課的建議，但卻因為“增加課時成本”的理由被駁回。她還想組織學生參加創業大賽，卻被告知“不如多招幾個學生來得實際”。
更讓人擔憂的是財務透明度的問題。這所學校從來沒有公開過學費的使用明細，有教師甚至爆料稱“部分學費被用于校長家族的房地產投資”。這樣的情況讓人對學校的財務管理產生了嚴重的質疑，也讓人對學生們所交的學費去向感到擔憂。
考核機制的錯位更顯荒誕。學校將招生指標納入教師績效考核，占比高達 40%，而科研成果占比不足 10%。“教得再好不如招得多”，這種導向讓不少教師把主要精力放在拉生源上，教學質量淪為 “次要任務”。
三、社會認同：難以撕掉的 “差等生” 標簽
（一）生源困境：被挑選后的 “剩余者”
鹿曉曉的第一堂課就遭遇尷尬：點名時發現 13 名學生高考分數低于本科線，是通過 “補錄政策” 進來的。“他們上課要么睡覺要么玩手機，布置的作業一半人不交。” 她的無奈折射出民辦高校的生源現狀，2023年全國民辦本科平均錄取分數線較公辦院校低 81份，部分省份甚至出現 “只要報名就錄取” 的情況。
生源質量直接影響教學開展。她設計的案例分析課，因學生缺乏基礎理論知識難以推進，不得不改為 “劃重點、背考點” 的應試模式。“感覺自己不是大學老師，更像高中班主任。” 這種教學降維讓不少名校畢業的教師選擇離職，進一步加劇師資危機。
更令人揪心的是學生的 “自我否定”。一次班會中，有學生直言：“反正我們是三本，再努力也比不上公辦的，混個畢業證就行。” 這種消極心態在民辦高校中普遍存在，某心理咨詢機構調查顯示，民辦高校學生焦慮癥發病率較公辦院校高 27%。
（二）學歷歧視：看不見的就業壁壘
“民辦本科連簡歷關都過不了。” 這是鹿曉曉聽到的最多抱怨。2024 屆畢業生小王的經歷頗具代表性：他投了 56 份簡歷，僅 3 家企業給予面試機會，其中 2 家明確表示 “優先考慮公辦院校”。這種歧視并非個例：某招聘平臺數據顯示，82% 的國企、57% 的上市公司在招聘時明確要求 “公辦本科及以上學歷”。
考研深造同樣面臨 “第一學歷” 門檻。該校 2023屆有 112 名學生考研，僅 17 人過線，其中 12 人因 “本科為民辦院校” 被復試刷掉。“老師，我分數比公辦的高，為什么還是沒被錄取？” 學生的質問讓鹿曉曉無言以對。這種 “學歷出身論” 在高校招生中愈演愈烈，民辦學生陷入 “考研難、就業難” 的雙重困境。
社會認知的偏差更顯致命。鹿曉曉參加學術會議時，自報院校后常遭遇沉默：“他們要么以為我是行政人員，要么問‘你們學校招不夠人吧’。” 這種偏見源于長期積累 —— 在很多人眼中，民辦高校仍是 “花錢買學歷” 的代名詞，甚至與 “野雞大學” 劃等號。
（三）校友短板：無米之炊的資源困境
“公辦高校靠校友捐大樓，我們連校友聯系方式都不全。” 校慶籌備會上，校長的嘆息道出了民辦高校的共同尷尬。該校建校 18 年培養了 2.2 萬名畢業生，但校友捐贈累計不足 50 萬元，且多為幾百元的小額捐款。相比之下，寧波東方理工大學作為民辦高校，2024 年單筆捐贈就達 43 億元，差距懸殊。
校友資源的匱乏直接影響發展后勁。公辦高校通過校友網絡獲得科研項目、就業機會、資金支持的案例比比皆是，而民辦高校只能 “單打獨斗”。鹿曉曉曾想聯系企業共建實習基地，卻因 “沒有校友牽線” 屢屢碰壁，最終只能依靠校長的私人關系對接了兩家小微企業。
更深層的問題是校友認同感缺失。“畢業多年從不參加校友會，說出去沒面子。” 一位 2015 屆畢業生的坦言頗具代表性。這種情感疏離源于在校期間的 “低質量體驗”—— 不少學生認為學校 “只想著賺錢”，缺乏人文關懷，自然不愿 “反哺” 母校。
四、危機四伏：人口紅利消失后的生存之戰
（一）生源紅線：即將到來的 “招生寒冬”
“2028 年可能招不到學生了。” 招生辦主任在教職工大會上的發言引發騷動。他展示的數據觸目驚心：江城 18 歲人口將從 2025 年的 8.2 萬降至 2030 年的 5.1 萬，降幅達 38%，而民辦高校數量卻從 2015 年的 12 所增至 2025 年的 19 所。
這種 “僧多粥少” 的局面正在全國蔓延。教育部預測，2025-2035 年全國高等教育適齡人口將減少 30%，民辦高校將首當其沖承受沖擊。已有信號顯現：2024 年全國有 17 所民辦本科高校未完成招生計劃，3 所因生源不足停止招生。
更嚴峻的是 “質量競爭” 替代 “數量競爭”。隨著居民教育消費升級，家長更愿意為優質教育買單，而民辦高校的 “低質量” 標簽使其在競爭中處于劣勢。某教育咨詢公司調查顯示，68% 的考生表示 “寧愿復讀也不讀民辦本科”。
（二）學歷通脹：貶值時代的生存焦慮
“現在本科文憑比衛生紙還便宜。” 張老師的調侃背后是殘酷現實。2024 年全國普通本科畢業生達 598 萬人，較 2010 年增長 112%，而高端崗位數量僅增長 37%。在這種背景下，民辦本科的 “含金量” 進一步縮水，不少畢業生不得不從事專科生就能勝任的工作。
“第一學歷崇拜” 更讓民辦學生雪上加霜。某央企招聘負責人直言：“我們篩簡歷時先看本科學校，民辦的直接 pass，哪怕研究生是名校也沒用。” 這種歧視傳導至校園，讓民辦學生陷入 “努力無用” 的迷茫，該校 2024 年退學人數較上年增長 23%。
教師群體同樣面臨身份危機。鹿曉曉的碩士同學大多進入企業或公辦院校，月薪普遍過萬，這讓她陷入自我懷疑：“當初是不是選錯了？” 這種焦慮在民辦教師中普遍存在，近五年該校青年教師離職率達 28%，不少人轉行做了培訓講師。
（三）轉型壓力：不進則退的生死抉擇
“要么轉型，要么倒閉。” 這是校長在年度工作報告中的開場白。該校已啟動 “自救計劃”：砍掉 3 個就業率不足 50% 的專業，增設 “人工智能應用”“跨境電商” 等新興專業；與本地 2 家企業共建實訓基地，承諾 “合格畢業生直接錄用”。
但轉型之路布滿荊棘。增設新專業需要購置設備、引進師資，僅實驗室建設就需投入 800 萬元，而學校賬上僅有 300 萬元流動資金；企業合作也面臨信任危機，某科技公司負責人直言：“民辦學生基礎太差，培訓成本太高。”
部分院校的成功案例提供了借鑒。江城首義學院聚焦智能制造領域，與長江存儲等企業共建產教融合基地，2024 屆畢業生平均起薪較同類院校高 18%；文華學院推行 “一生一策” 個性化教育，升學率突破 28%。這些案例證明，民辦高校并非沒有出路，但需要打破 “低成本擴張” 的慣性，真正聚焦質量提升。
五、破局之路：在夾縫中尋找生機
（一）政策托底：構建公平發展環境
“民辦教師也該有編制保障。” 這是鹿曉曉最大的期盼。2025 年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明確提出 “民辦學校教職工與公辦學校教職工享有同等權利”，但缺乏具體落實機制。專家建議，應建立民辦教師薪酬動態調整機制，將社保繳納納入財政補貼范圍，縮小與公辦教師的待遇差距。
分類管理改革有望破解發展困局。2025 年全國已有 237 所民辦高校登記為非營利性，享受與公辦高校同等的稅收優惠；189 所登記為營利性，獲得更大辦學自主權。這種差異化發展模式，既保障了教育公益性，又為市場力量參與教育提供了空間。
財政支持力度亟待加大。目前民辦高校財政補貼僅為公辦高校的 1/5，不少省份甚至 “零補貼”。建議參照公辦高校標準，按學生人數給予民辦高校生均經費補貼，重點支持師資培訓、專業建設等核心領域。
（二）學校突圍：走特色化發展之路
“小而精” 應成為多數民辦高校的選擇。荊州學院聚焦長江大保護需求，開設智慧水利、新能源材料專業，錄取分數線連續三年增長超 20%，證明 “特色就是競爭力”。民辦高校應避開公辦高校的優勢領域，在應用型、職業型人才培養上做文章，比如面向區域產業需求開設特色專業，打造 “一校一品” 的辦學格局。
師資隊伍建設是核心抓手。可借鑒山東經驗，賦予民辦高校職稱自主評審權，建立 “學術 + 技能” 雙軌評價體系；推行 “銀齡計劃”，吸引公辦高校退休教授任教，同時引進企業技術骨干擔任兼職教師，優化隊伍結構。
產教融合需走向深度綁定。不應停留在 “共建基地” 的表面合作，而要建立 “企業參與人才培養全過程” 的機制，比如共同制定課程標準、聯合開發教材、共享科研平臺。寧波東方理工大學通過 “企業出題、高校解題” 模式，吸引社會捐贈 43 億元，為產教融合提供了新范式。
（三）社會認同：用質量重塑形象
“用就業質量說話。” 這是民辦高校撕掉標簽的關鍵。武昌首義學院通過工程教育認證，畢業生進入關鍵技術崗位的比例達 30%，用實力贏得了社會認可。民辦高校應建立 “畢業生跟蹤反饋機制”，根據就業市場需求調整專業設置，提高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的匹配度。
校友工作需要長期耕耘。可借鑒公辦高校經驗，建立校友數據庫，定期舉辦校友論壇、行業對接會，讓校友感受到 “母校的溫度”；設立校友獎學金、創業基金，激發校友 “反哺” 熱情。福建福耀科技大學通過校友捐贈獲得 1 億元資金支持，證明民辦高校同樣能構建深厚的校友文化。
公眾溝通亟待加強。應通過開放日、教學成果展、媒體報道等多種形式，展示辦學特色與育人成果，打破 “差等生” 的刻板印象。武漢傳媒學院通過舉辦數字媒體藝術節，吸引多家企業到校招聘，讓社會看到了民辦高校的創新活力。
（四）個人成長：在困境中尋找機遇
對鹿曉曉這樣的年輕教師而言，民辦高校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可利用 “時間自由” 的優勢提升自我，比如攻讀博士學位、參加企業實踐，打造 “雙師型” 能力；積極參與教學改革，在應用型人才培養中積累經驗，形成差異化競爭力。
學生群體更需主動突圍。應樹立 “能力至上” 的理念，通過考證、實習、創業等方式彌補學歷短板；選擇對學歷寬容的行業，如互聯網、銷售、自媒體等，這些領域更看重實際能力而非出身。某調查顯示，民辦高校畢業生中，有 37% 的人通過創業或技能提升實現了職業逆襲。
結語：民辦教育不應是 “備胎”
深秋的江城已有寒意，鹿曉曉在辦公室改完最后一份作業，窗外的香樟樹落下第一片葉子。她想起入職時的迷茫，也看到了學校轉型的努力 —— 新的實訓樓正在動工，企業導師已經到位，明年將開設 “數字管理” 特色班。
中國民辦高等教育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已成為高等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或許有這樣那樣的不足，或許仍被貼上 “差等生” 的標簽，但它為無數考生提供了上大學的機會，為區域經濟發展培養了大量應用型人才。
人口紅利的消失、質量競爭的加劇，正在倒逼民辦高校轉型升級。未來，那些能夠找準定位、聚焦質量、特色發展的民辦高校，必將在高等教育格局中占據一席之地；而那些固守成規、投機取巧的院校，終將被時代淘汰。
鹿曉曉收拾好教案，準備去參加青年教師座談會。她的筆記本上寫著一行字：“教育的價值不在于平臺高低，而在于是否用心育人。” 這或許，就是民辦高校最樸素也最堅定的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