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的三月，在料峭春寒中如期而至。
席卷全國的《30天》觀影熱潮，如同它曾經勢不可擋地崛起一般，在經歷了票房巔峰和全國范圍的廣泛討論后，其聲量隨著首輪放映的基本結束和盜版的全面侵蝕，不可避免地逐漸回落。
電影市場仿佛經歷了一場盛大狂歡后的休憩期，重歸一種表面的平靜，只是這平靜之下，由《30天》和北影廠聯盟攪動的深層變革暗流，仍在悄然涌動，等待著下一次的噴發。
北影廠生活區內，屬于年節的喜慶和分紅的熱鬧已然沉淀下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為日常的奮斗氛圍。
藝考初試的硝煙剛剛散去，范小胖和高媛媛還來不及品味或忐忑于考試結果，便立刻被投入了更加緊張、枯燥卻也至關重要的文化課復習之中。
七月份的高考，如同一道明確的界碑，矗立在并不遙遠的未來，距離現在，滿打滿算也只剩下四個多月的時間。
在盛影傳媒安排的一間安靜自習室里，常常能看到這樣一幅景象：
高媛媛伏在案前，眉頭微蹙，專注地演算著數學公式，偶爾抬起清亮的眸子，望向窗外抽出新芽的樹枝，短暫放空一下緊繃的神經，隨即又埋首于題海。
她的復習資料總是整理得井井有條，字跡娟秀，帶著一種她特有的、安靜而執拗的勁頭。
而在她不遠處，范小胖則顯得更具“攻擊性”一些。
她面前攤開的書本和試卷往往堆得稍顯凌亂，右手飛快地轉著筆，嘴里念念有詞地背誦著歷史年表或政治要點。
遇到難題時，她會不耐煩地抓抓頭發，或者猛地灌上一大口濃茶，然后繼續跟那些艱澀的概念“死磕”。
她那明艷的臉上，此刻少了些許考場外的鋒芒，多了幾分與知識搏斗的“猙獰”與專注。
王盛那句“誰先考上，資源傾斜”的話，如同懸在頭頂的胡蘿卜，驅動著她不敢有絲毫懈怠。
她們都知道，通往北電表演系的道路，才走完了一半。
專業考試那關憑借外形和天賦或許能占得先機，但文化課這道門檻，對許多藝術生而言同樣是一道難過的坎。
公司雖然提供了最好的補習條件，但最終走進考場的，只能是她們自己。
……
三月一日，星期一。
清晨的陽光透過擦拭明亮的玻璃窗，灑進盛影傳媒總經理辦公室，驅散了些許早春的寒意。
王盛坐在寬大的辦公桌后，正在審閱《那山那人那狗》劇組從湘西發回的最新簡報。
辦公室里暖氣還沒停，他只穿著一件淺灰色的羊絨衫。
這時，敲門聲響起。
“請進。”
助理李婷婷引著一位戴著眼鏡、氣質文雅的中年男人走了進來。
“王總，張記者到了。”
來人正是《中國青年報》的資深記者張建偉。
他臉上帶著熟稔的笑容，快步上前與站起身的王盛握手。
“王總，恭喜啊！《30天》的成績，真是石破天驚，給我們國內電影界打了一劑強心針！”張建偉的聲音洪亮，帶著記者特有的熱情。
“張記者過獎了，請坐。”王盛微笑著請他到會客區的沙發落座，李婷婷熟練地泡上兩杯熱茶，然后悄聲退了出去，輕輕帶上了門。
寒暄幾句后，張建偉打開了錄音筆和筆記本，進入了正題。
他這次專訪的核心，就是圍繞《30天》所取得的近億票房成績，探尋其背后的意義以及對行業的影響。
“王總，”
張建偉語氣誠懇道：“首先，我必須再次祝賀您和您的團隊。《30天》最終報收九千一百九十六萬票房，這是一個足以載入中國電影史冊的數字。
在您看來，這部影片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商業成功，最關鍵的因素是什么？是周星星先生的號召力？是影片本身的質量？還是……如外界一些評論所說，是你們在發行和營銷上的‘非常規’操作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王盛身體微微后靠，雙手交叉放在膝上，沉吟片刻，語氣平和地回答道：“張記者，我認為，將成功歸因于任何一個單一因素都是不全面的。《30天》的成功，是一個系統工程的結果，是‘天時、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產物。”
他條理清晰地闡述道：“首先，當然是影片本身。
我們有一個好故事，一個能引起內地觀眾廣泛共鳴的、接地氣的溫情喜劇劇本。周星星先生的表演為影片注入了巨大的市場吸引力，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完成了成功的本土化改編，讓‘星星’不再是懸浮的港式笑星，而是落在了京城胡同的煙火氣里。
李曉冉等內地演員的出色發揮，也讓影片更加真實可信。這是成功的根基——產品力。”
“其次，是發行模式的創新突破。”王盛繼續道：“我們頂著壓力，率先在更大范圍內實踐并推動了分賬制。
這不僅僅是結算方式的變化，更是制片方與放映方關系的重構，它讓市場效益能夠更直接、更快速地反饋到生產環節，激發了各個環節的積極性。
沒有這套更接近市場規律的機制，我們很難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回收如此龐大的資金。”
“第三，是營銷與輿論的配合。”他坦然承認：“從項目啟動之初，我們就非常注重市場預熱和話題營造。”
“最后，”
王盛總結道：“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點，是時代賦予了我們機會。老百姓的文化消費需求在提升，電影市場處于一個快速增長的窗口期。我們恰好在合適的時間，拿出了一部合適的產品，并用了一種相對合適的方式推向了市場。”
張建偉飛快地記錄著，不時點頭，接著追問道：“近億的票房，無疑證明了國產商業片的巨大潛力。
但也有一些聲音認為，這樣的成績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不可復制性，甚至擔心這會引發盲目跟風，導致市場泡沫。
您如何看待這種擔憂？《30天》的成功，究竟是個例，還是代表了一種可持續的模式？”
王盛笑了笑，眼神銳利：“任何一個單一項目的成功，都必然帶有其獨特的時代印記和一定的偶然性。指望完全復制《30天》的路徑再創造一個近億票房，是不現實的。但是，”
他話鋒一轉，語氣堅定：“它所驗證的方向——以觀眾需求為導向的內容生產、以市場規律為基礎的發行放映、以整合營銷為手段的宣傳推廣——這些是絕對可持續，并且必須堅持的。”
“它告訴我們，中國的觀眾愿意為高質量的國產電影買單，中國的電影市場遠未達到天花板。”
王盛的聲音提高了一些：“關鍵在于，我們能否持續提供打動人心、制作精良的作品。跟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低質量的跟風。
如果《30天》的成功，能刺激更多的從業者去思考如何提升影片質量、如何創新運營模式，那對整個行業來說，就是最大的積極意義。
它應該是一個起點，一個拉升行業整體水準的標桿，而不是一個難以逾越的終點，更不應是泡沫的開始。”
張建偉若有所思，繼續問道：“談到行業，《30天》在發行過程中，尤其是與各省級電影公司的博弈，引發了廣泛關注。您如何看待目前國內電影發行體系中存在的這些問題？這次‘撕開裂口’的經驗，對未來的行業整合有什么啟示？”
“舊的發行體系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也積累了不少沉疴。”
王盛直言不諱：“條塊分割、效率低下、利益分配不均等問題，確實制約了電影市場的健康發展。《30天》的經歷表明，市場的力量正在倒逼改革。電影廠聯盟的嘗試，以及魔都等地自發進行的集團化整合，都是對出新路的探索。”
他稍作停頓，給出了一個更具前瞻性的判斷：“我認為，未來的趨勢必然是走向更集約化、市場化、規范化的發行。
可能會出現全國性的、跨區域的強勢發行主體，院線制改革也勢在必行。只有打通渠道，減少不必要的中間環節，讓優秀的影片能夠更順暢地抵達觀眾，讓制片方的投資能夠得到更合理的回報，整個產業才能進入良性循環。”
“那么，對于您個人和盛影傳媒而言，《30天》這座高峰之后，下一步的計劃是什么？會感到壓力嗎？”張建偉問出了最后一個關鍵問題。
“壓力自然是有，但更多的是動力。”
王盛坦然道：“《30天》是盛影傳媒和北影廠聯盟階段性的一個成果展示，但它絕不是終點。
我們已經在布局后續的項目，比如霍健起導演正在湘西籌備的《那山那人那狗》，風格與《30天》截然不同，但我們相信其藝術價值和市場潛力。
我們也在持續開發電視電影欄目，鞏固基本盤，培養新人。此外，動畫項目、藝人經紀、電視節目制作等業務板塊也在同步推進。”
他的目光投向窗外，似乎看到了更遠的未來：“盛影傳媒的目標，從來不僅僅是制作一兩部爆款電影。
我們希望在內容制作、發行渠道、人才培養、技術儲備等多個維度構建起一個更具韌性和競爭力的體系。
中國市場很大，容得下多種類型的成功。
我們會繼續探索，也許是不同類型的商業片，也許是具有作者表達的藝術片，也許是新的影視形態……總之，不會停下腳步。”
“……”
“最重要的是，拍電影，一定不要遠離觀眾。”
專訪在坦誠而深入的氣氛中持續了近兩個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