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散場的燈光已經全部亮起。
馬國慶卻坐在原地，許久沒有動彈。
影廳里人群開始蠕動，嘈雜的議論聲、椅板翻動的噼啪聲、零星的啜泣擤鼻聲混雜在一起，他卻像被釘在了座位上，懷里緊緊抱著那件半舊的軍大衣，目光還停留在已然滾動著制作人員名單的銀幕上。
葛尤那張混合著卑微與驕傲、浸滿汗水與淚水的臉，陳小強那稚嫩卻懂事的眼神，破舊的三輪車，擁擠的救助站，還有那本被翻爛的《英漢大詞典》和手繪的K線圖……一幕幕畫面在他腦海里翻騰、撞擊。
他不是陳建國，他沒那么多文化，也沒想過進什么證券公司，但他太熟悉那種被生活逼到墻角、除了拼命別無他路的滋味了。
從鋼城到京城，從轟鳴的車間到嘈雜的批發市場，從溫暖的炕頭到冰冷的工棚，那份屬于男人的尊嚴在現實的重壓下如何一點點磨損，又如何在不甘中一次次掙扎著抬頭，他感同身受。
“爸……”
他下意識地喃喃了一聲，聲音沙啞。
銀幕上陳建國對兒子的承諾，讓他想起了遠在東北老家的父親，那個同樣沉默寡言、用脊梁撐起家庭的工人。
也想起了自己離鄉時，父親那欲言又止的眼神。
旁邊一對年輕情侶的對話打斷了他的思緒。
“哎，看得我好難受，葛大爺演得太好了……”
“是啊，最后他掏出詞典和那張圖的時候，我眼淚一下子就下來了。”
“不過結局算好吧？總算有希望了。”
“希望？哪有那么容易……電影是這么演，現實里，多少人拼了命也抓不住那點光。”
馬國慶默默地站起身，把軍大衣穿上，感覺那點從影院暖氣里汲取的溫暖正在迅速被回憶和現實的寒意吞噬。
他隨著人流走出影廳，重新投入京城十二月干冷的傍晚。
街燈已經亮起，車流如織，霓虹閃爍，這座巨大的城市依舊按照自己的節奏冷漠地運轉著，并不會因為一部電影、一個“陳建國”的悲喜而有絲毫改變。
但他心里有些東西，確實不一樣了。
那是一種混雜著酸楚、共鳴、以及一絲微弱卻被點燃的……說不清是慰藉還是力量的東西。
……
次日，十二月五日，星期六。
經過首日的發酵，《當幸福來敲門》在“九地”范圍內引發的討論熱度持續攀升。
《京城晚報》在文化娛樂版以頭題位置刊發報道，標題頗為直接：《〈當幸福來敲門〉首日告捷，九地票房斬獲103萬！》。
文章快速羅列了主要城市的票房數據，并引用了一位影院經理的評論：“觀眾熱情超出預期，尤其是下午和晚場，很多場次都出現了滿座。很多觀眾是拖家帶口來看的，散場時討論非常熱烈。”
報道也提到了影片引發的兩極反應：“一部分觀眾認為影片真實感人，給予了‘年度最佳國產片’的高度評價；但也有部分年輕觀眾覺得影片‘太過沉重’，‘看著心里堵得慌’。”
《津門今晚報》的影評人文章標題則帶著強烈的感情色彩：《葛尤“褪盡鉛華”，王盛再現“點金手”》。
文章盛贊葛尤的表演“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蛻變，將一個小人物的堅韌、窘迫與尊嚴刻畫得入木三分”，認為王盛“再次精準捕捉到了社會脈搏，用一部勵志溫情的作品，回應了時代的叩問”。
文章預測，按照首日走勢，影片總票房有望再創新高。
《姑蘇晚報》的報道角度更為本地化，著重提到了“觀影直通車”模式與影片內容的奇妙聯動。標題是《〈幸福〉敲門，“直通”熱度延續》。
報道稱，不僅本地觀眾踴躍購票，一些來自周邊城市、甚至魔都的觀眾，也通過各種方式前來觀看影片，使得影院周邊餐飲、住宿生意都帶動了不少。報道還引用了幾位本地中年觀眾的觀后感：“就像在看我們自己的故事”、“再難，也得往前奔”。
《津門今晚報》的影評人文章標題則帶著強烈的感情色彩：《葛尤“褪盡鉛華”，王盛再現“點金手”》。
文章盛贊葛尤的表演“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蛻變，將一個小人物的堅韌、窘迫與尊嚴刻畫得入木三分”，認為王盛“再次精準捕捉到了社會脈搏，用一部勵志溫情的作品，回應了時代的叩問”。
文章預測，按照首日走勢，影片總票房有望再創新高。
其他如《梁溪日報》、《彭城都市報》、《龍城晚報》、《靜海文化報》、《廣陵晚報》等，也都用較大篇幅報道了影片首日的火爆票房和引發的社會熱議。
影評大多以褒揚為主，強調其現實意義和藝術價值，但也或多或少地提及了部分觀眾覺得“壓抑”、“不夠輕松”的看法。
真正將爭議推向公眾視野的，是《金陵日報》文化版刊登的一篇略顯冷靜、甚至帶有一絲尖銳批判性的評論，題為《〈當幸福來敲門〉：是精神毒藥，還是現實鏡鑒？》。
這篇文章如同投入平靜湖面的一顆巨石，瞬間激起了千層浪。
作者開篇承認影片制作精良、表演出色，擁有“催人淚下”的強大情感力量。
但筆鋒隨即一轉，直指核心：“影片給了陳建國一個充滿希望的開放式結局，他牽著兒子的手，融入證券交易所洶涌的人潮，仿佛光明未來觸手可及。
這固然符合賀歲檔的溫情需求，迎合了觀眾對‘善有善報’的樸素期待。
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發問：在九十年代末那場波及數千萬人的下崗洪流中，在現實那冰冷堅硬的邏輯面前，千千萬萬個真實的‘陳建國’們，是否都能如此幸運地、憑借個人奮斗就推開那扇名為‘幸福’的窄門？”
文章進一步剖析：“影片將陳建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因于他自身的文化底子（《英漢大詞典》）、堅韌不拔的意志和抓住金融浪潮的運氣。
這無疑是一種極具誘惑性的敘事——它告訴觀眾，只要你足夠努力，足夠堅持，就能像陳建國一樣逆天改命。
這種敘事，在給予微弱希望的同時，是否也在巧妙地、將宏觀政策調整和社會轉型的巨大成本，悄然轉嫁給了個體來承擔？
是否在用一種‘個人奮斗決定論’的糖衣，稀釋乃至美化了下崗工人們所承受的、結構性的不公與陣痛？這是否是一劑麻痹痛苦、回避更深層次社會矛盾的‘精神毒藥’？”
這篇文章如同投入平靜湖面的一顆石子，在知識界和讀者中引發了不少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