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的第二周，京城徹底籠罩在歲末的寒意與《當幸福來敲門》引發的滾燙熱議之中。
票房數字如同被投入干柴的烈火，噼啪作響，迅猛燃燒。
繼首日103萬的開門紅后，十二月五日，周六，《當幸福來敲門》在“九地市場”報收約201萬，十二月六日，周日，再收約184萬。
首周末三日，累計票房高達驚人的488萬元！
這個數字，雖未能超越去年《30天》同期的表現，但市場接受度并沒有呈現出崩塌式下滑。
在影院，《當幸福來敲門》的場次依舊被涂得密密麻麻。
在售票窗口前，等待購票的觀眾排成長龍，討論聲中，“陳建國”、“下崗”、“幸福”成了高頻詞匯。
然而，與票房攀升相伴的，是愈演愈烈的輿論風暴。
京城作為全國媒體的中心，匯聚了無數嗅覺靈敏的記者和評論家。
《當幸福來敲門》雖未在全國院線同步公映，但它在京城的每一場放映、每一個票房數據，都暴露在聚光燈下。
《中國青年報》再次發力，延續了張建偉一貫支持王盛的立場，發表了題為《〈幸福〉敲門，叩問時代良心》的長篇評論。
文章高度贊揚影片“以巨大的勇氣和溫情，直面了社會轉型期的陣痛，記錄了下崗工人這一群體的掙扎與堅韌”，認為王盛“用鏡頭承擔起了藝術家的社會責任，為沉默的大多數發聲”。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經濟觀察報》則刊登了一篇更為犀利的評論，標題直接引用了《金陵日報》的“精神毒藥”論，并進一步闡發：《“個人奮斗”的迷思與結構性困境——析〈當幸福來敲門〉的敘事陷阱》。
文章邏輯嚴密地指出，影片將復雜的社會問題簡化為個人努力與否的道德命題，無形中削弱了對體制、政策等更深層次原因的追問，這種敘事在激發個體能動性的同時，也可能成為推卸社會集體責任的借口。
支持者認為影片真實、感人，給予了底層勞動者難得的關注和尊嚴；批評者則指責影片回避矛盾、美化現實，是一碗精心熬制的、麻痹痛苦的“精神毒藥”。
雙方在報紙專欄、廣播熱線、乃至初興的互聯網論壇上，展開了激烈的唇槍舌劍。
“王盛是在用電影記錄真實！”
“他這是在給傷口上撒糖，掩蓋真正的問題！”
“陳建國給了我們希望！”
“那是虛假的希望！現實中幾個人能靠一本詞典進證券公司？”
輿論喧囂塵上，作為風暴眼的王盛，卻始終保持著沉默。
他沒有接受任何媒體的專訪，沒有對票房成績發表看法，更沒有回應那些尖銳的批評。
這種沉默，在某種程度上，反而加劇了外界的好奇與猜測。
就在這時，一個邀請找到了沉默的王盛。
泱視一套，王牌談話節目《實話實說》，主持人小崔，邀請王盛作為嘉賓，錄制一期特別節目。
節目組給出的議題，直指當前熱點：“電影與現實：《當幸福來敲門》的戲里戲外”。
……
十二月九日，下午兩點。
泱視演播廳內，燈光柔和，觀眾席座無虛席。
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觀眾們帶著好奇、期待，或許還有幾分質疑，等待著節目的開始。
王盛穿著一件簡單的深色高領毛衣，外搭休閑西裝，坐在了那張熟悉的、印有《實話實說》logo的沙發上。
他對面，是笑容略帶幾分靦腆，但言辭犀利的主持人，小崔。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看《實話實說》。”
小崔用他特有的、略帶沙啞的嗓音開場：“最近有一部電影，相信很多觀眾朋友即使沒看過，也一定聽說過它的名字，那就是《當幸福來敲門》。
這部電影票房挺不錯，但引發的討論，甚至可以說爭議，也同樣巨大。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地請到了這部電影的導演，也是盛影傳媒的總經理，王盛先生！歡迎王盛！”
掌聲響起，鏡頭對準王盛。他面帶微笑，向觀眾和主持人點頭致意，從容不迫。
“王導，您好。”
小崔開門見山：“首先恭喜電影取得這么好的票房成績。但是我們也注意到，關于這部電影，有很多不同的聲音。有人說它真實感人，也有人說它回避現實，甚至……是‘精神毒藥’。您自己怎么看這些評價？”
王盛身體微微前傾，雙手交叉放在膝上，語氣平和：“謝謝崔老師。首先，我認為有討論是好事，說明大家關心這部電影，關心電影里反映的那些人和事。至于‘精神毒藥’這個說法……”
他頓了頓，露出一絲淡淡的苦笑：“我覺得言重了。電影不是教科書，也不是政策文件，它首先是一個故事，是藝術創作。它的首要任務是塑造人物，傳遞情感，引發思考。”
小崔敏銳地跟進：“那您希望通過陳建國這個故事，傳遞什么樣的情感，引發什么樣的思考呢？尤其是在當下這個很多家庭、很多工人都面臨類似困境的時期。”
“我想傳遞的，首先是一種‘不認命’的精神。”
王盛的目光掃過觀眾席，聲音沉穩而清晰：“陳建國失去了鐵飯碗，家庭破裂，流離失所，這無疑是巨大的痛苦，是時代的傷痕。電影沒有，也不可能回避這種痛苦。
但我們更想展現的是，一個人在遭受重創后，如何依靠自己內心殘存的力量——可能是知識，可能是技能，更可能僅僅是不想倒下的那股勁兒——去掙扎，去尋找哪怕一絲微光。”
他頓了頓，繼續道：“我不是想告訴觀眾，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成功，一定能進證券公司。那不現實。我是想告訴觀眾，特別是在困境中的人，即使希望渺茫，掙扎本身也是有意義的。
這種掙扎，是對命運的抗爭，是對尊嚴的維護。陳建國最后的‘成功’，在電影里是象征性的，象征著他沒有被生活徹底擊垮，他守住了作為一個父親、一個男人的底線。這本身，就是一種‘幸福’。”
現場很安靜，觀眾們在認真傾聽。
小崔點點頭，話鋒一轉：“我注意到一個細節，電影里陳建國賴以翻身的工具，是一本《英漢大詞典》和金融知識。
這是否在暗示，只有有文化、能抓住新興行業機遇的人，才有出路？對于那些沒有這樣條件的普通工人，他們的‘幸福’又在哪里敲門呢？”
這個問題很尖銳，直指“個人奮斗論”的局限性。
王盛似乎早有準備，他輕輕搖頭：“不，崔老師，我認為這是一種誤讀。詞典和金融知識，是陳建國這個“特定人物”擁有的特定武器。他曾經是技術骨干，有點文化底子，這是他的個人背景。
電影想表達的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詞典’。可能是你熟練的車工技術，可能是你做一手好菜的本事，可能是你吃苦耐勞的品格，甚至只是你誠信可靠的口碑。
在困境中，我們要做的是找到并緊緊握住屬于自己的那本‘詞典’，在那個基礎上，去尋找生機。”
他語氣誠懇地說：“電影無法為每一個具體的個體提供解決方案，那是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工作。
電影能做也該做的，是展現人在逆境中的精神狀態，是傳遞一種不屈服的力量。
如果觀眾能從陳建國身上，感受到一點點這種力量，從而在自己的生活中多一分堅持，我覺得這部電影的價值就達到了。”
“所以您并不認同電影美化了現實，或者把復雜問題簡單化了？”小崔追問。
“我認為電影是‘提煉’了現實，而不是‘美化’。”
王盛糾正道：“我們把很多下崗工人身上可能分散存在的堅韌、智慧集中到了陳建國身上，是為了戲劇效果，也是為了更強烈地傳遞那種精神。
我們呈現了痛苦，也沒有回避賣血、住澡堂這樣的殘酷細節。電影的結局是開放的，陳建國只是融入了人海，未來依舊未知。
這怎么能說是美化呢？這恰恰說明，個體的奮斗需要放在時代的大背景下，前路依然漫長。”
小崔若有所思，然后轉向觀眾：“聽了王導的解釋，大家有什么問題想問嗎？”
一位中年男觀眾接過話筒，情緒有些激動：“王導，謝謝您拍了這部電影！我就是從東北下崗來的京城，電影里很多情節我看著都掉眼淚。有人說這是毒藥，我不同意！它讓我覺得，我還能拼，為了孩子，我也得拼下去！”
一位戴著眼鏡的年輕女性則提問：“王導，您好。我是一名記者。我想問，您認為電影作為一種大眾傳媒，在反映社會問題時，應該如何把握尺度？是應該更多地給予希望，還是應該更深刻地揭露矛盾？”
王盛看向她，認真回答：“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認為，深刻的揭露與溫暖的希望并不矛盾。
只揭露不給予希望，是冷酷的；只給希望而不觸及真實，是虛浮的。《當幸福來敲門》試圖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
我們展現了傷痕，但更想傳遞的是療愈的可能，是人性中不滅的光輝。這個尺度很難把握，但我們努力去做了。”
問答環節氣氛熱烈，王盛的回答既有情感溫度，又不乏理性思考，時而幽默，時而懇切，逐漸贏得了更多觀眾的理解和掌聲。
節目最后，小崔總結道：“感謝王盛導演今天來到《實話實說》，和我們分享了這么多創作背后的思考。
電影是現實的鏡像，也是理想的微光。無論外界評價如何，《當幸福來敲門》確實敲開了很多人的心門，引發了廣泛的思考。這本身，或許就是電影藝術最大的價值所在。”
……
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早上，《實話實說》特別節目“電影與現實：《當幸福來敲門》的戲里戲外”如期播出。
此時，《當幸福來敲門》上映已近兩周，累計票房正向兩千萬關口穩步邁進，而關于它的爭論仍未停歇。
節目的播出，如同在王盛持續多日的沉默后，投下了一顆清晰有力的石子。
王盛在節目中的表現，沉穩、真誠、言之有物，既沒有回避爭議，也沒有居高臨下地進行說教。
他關于“電影提煉現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詞典”、“掙扎本身具有意義”等觀點的闡述，通過泱視的平臺，傳遞到了千家萬戶。
許多原本持批評態度的觀眾，在看完節目后，態度有所緩和。
“原來他是這個意思……”
“聽他這么一說，好像更能理解這部電影了。”
“至少他敢站出來說，而且說得在理。”
當然，爭議不會因一檔節目而完全平息，但輿論的聲浪中，開始出現更多理性討論的聲音。
王盛的這次發聲，是為自己和電影進行了一次強有力的“正名”，將公眾的注意力，部分地從對電影敘事本身的爭論，引導向了對其社會意義和人文關懷的更深層次探討。
《當幸福來敲門》的熱度，因這次《實話實說》的播出，再次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