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說：“秦隴道巡撫許孟容盡管沒有參與此事，但是也有失察之責，靈州官員守衛靈州有功，但是對那些參與張仲方壓迫黨項人的官員，必須要予以處理，那些參與叛亂，手上沾有漢人鮮血的黨項人必須予以嚴懲，但是對于大多數受到叛亂波及的無辜群眾，臣請朝廷撥出專款進行善后。”
李純道：“韓愛卿的意見與朕意相合，你可以先去調查處理，朕前面讓財稅部攢錢本是為了遠征用的，現在靈州既然有事，就先拿出五十萬貫一些給那里的百姓善后，不夠的就由秦隴道來補，為了快速處理此事，韓愛卿今天挑選幾個得力助手，明天就出發。”
韓愈接旨以后，不敢耽擱，挑了幾個得力干將，又從財稅部支取了五十萬貫資金，帶上一隊護衛，乘坐火車直奔長安。
韓愈到了長安以后，先是調查秦隴道官員是否參與此事，了解靈州叛亂的具體情況，然后又趕赴靈州，會同張茂昭對整個事件進一步調查了解。
前后大概花了一個月，韓愈對整個事件有了一個基本的判斷，覺得整個事件，以張仲方為首的靈州官員錯誤在先，一些激進的黨項首領在里面推波助瀾，各自裹挾著兩族對抗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韓愈認為，解決問題首先要撥亂反正，對犯有錯誤的秦隴道和靈州官員進行懲戒，對一些漢人強占黨項人土地的情況進行厘清糾正，該退出的退出。
對于參與叛亂的黨項人，分四種情況進行處置：
一是把野利重榮等十幾個罪行較大的黨項叛軍首領在長安斬首示眾；
二是對于其他有殺死漢人俘虜或者無故殺死漢人百姓的黨項叛軍，由張茂昭帶人審查后，集中在靈州集中處決；
三是篩查出叛軍的骨干分子，沒收所有財產，全部流放到肅慎的漠州；
四是對被煽動、裹挾的普通黨項人從寬處理，責令這些人當眾承認錯誤，發誓忠于朝廷，永不再叛，返回部族。
對于被此次叛亂波及致死的無辜群眾，不管是漢人還是黨項人，每個死者發三十貫的撫慰金，其他傷者和財產受到損失的也給予適當補償。
對于強占黨項人土地的漢人豪強，無償退出所占土地，對于占了黨項土地的漢人普通百姓，韓愈命人找到合適的地點進行重新安置，并發放一定的補助資金，讓他們重建家園。
韓愈根據這個意見，擬定了一個詳細的處置方案，上報給朝廷，李純看后，覺得比較合理，予以批準，具體的處理為：
秦隴道巡撫許孟容負有失察之責，罰俸半年，靈州刺史張仲方犯有重大過錯，導致靈州發生叛亂，死有余辜，朝廷不予撫恤，其他負有責任的秦隴道和靈州等地官員，根據情節的嚴重分別給予撤職、降職的處分。
對侵占黨項人土地的漢人，責令其無償退回土地，確屬于無地農民的，由秦隴道重新安置。
將野利重榮等十幾個黨項叛軍首領在長安斬首示眾，把五百多罪行嚴重的黨項叛軍在靈州就地處決，把兩千多叛軍骨干成員終身流放漠州。
對于受戰亂波及，并未參加叛亂的黨項人，允許其返回自己的土地，并合法占據，劃清漢襄土地的界限，雙方不得越界。
作為人事部尚書，韓愈非常清楚官員隊伍的情況，挑選了一批認真執行朝廷政策、能力突出的官員，補充到靈州等地的空缺職位。
韓愈還深入察訪，糾正當地的一些錯誤政策和做法，對官員進行嚴格約束，盡量貫徹朝廷華襄和睦相處的政策。
元和十四年的靈州黨項叛亂事件的處理，對漢襄雙方都造成了極大的震懾，都認識到華襄和睦的重要性，各地按照朝廷規定的內容落實政策，不敢再打折扣。
在幾個月后，秦隴道一帶逐漸恢復了平靜，對其他各地的襄人也沒有產生不良影響，華襄關系基本保持融洽。
通過靈州事件，李純認為，華襄分治還應貫徹的更徹底，以后發動遠征以后，有了新的空間，朝廷寧愿多花點代價，也要把這些襄人分批全部轉移出去，讓境內以華人為主，境外以襄人為主，讓襄人治理夷人，省的再起摩擦。
李純覺得，秦隴道出了這些事，華襄之間多少還有些隔閡，第一批的對外征服，就不讓秦隴道的襄人參加了，晉并道北部的契胡人治理較為成功，漢襄關系更好些，可以將其作為第一批參與西征的襄人。
在處理靈州事件的同時，李純也在關注第二個矛盾，貧富分化，為了防患于未然，也必須要及時處理。
元和年間，由于朝廷采取了很多促進工商業發展的措施，工商業發展迅速，同時也涌現了一批靠著工商業暴富的人群，紡織、冶金、建筑、采礦、貿易、零售等行業產生了相當數量的巨商大賈。
這些人資產千萬、財富巨大，養成了豪奢的習慣，揮金如土、妻妾成群，成為人人羨慕的對象。
與此同時，社會底層的農民、工人雖然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但是整體相對貧窮，雖辛苦勞作，卻只有微薄的收入，貧富差距不斷拉大。
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的總財富在不斷增加，讓人感受到了唐朝的富強，但是貧富分化的現象，導致大多數財富被一些工商巨頭所占有，很多底層人民所得不多，對人們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沖擊，媚富、仇富的心理并存，成為社會一種潛在的不穩定因素。
李純知道，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都有不同的矛盾，在窮困時，大家就渴望著發展經濟，經濟發展起來后，有人擅長賺錢，有人不擅長賺錢，造成了兩極分化。
前朝重農抑商的政策，壓制了經濟的發展，必須進行適當的松綁，鼓勵大家從事工商業，把盤子做大。
現在經濟有了一定的規模，就必須根據新的情況，對那些暴富的人群適時出臺一些壓制政策，對窮人采取一些扶持政策，維持一個新的均衡。
為了穩妥起見，李純鼓勵朝臣和地方的官員積極上書，對如何解決貧富分化建言獻策。
各地官員很積極，有的直接上書，有的還跟百姓探討以后，再匯總意見上書，朝廷一個月就收到一百多個奏書。
李純花了大量的時間閱讀這些奏書，這些人想法各異，提出的意見也大不相同。
有些人認為，社會涌現很多暴富之人，帶壞了社會風氣，甚至影響了官員的心態，助長了貪腐問題，要對富人征收更重的稅收，采取壓制政策，對窮人采取更多的幫扶措施。
另有一些人人則認為，欲望是天生的，有錢就消費無可厚非，對富人征稅過多、打擊過狠，可能會引發經濟衰退，全民受窮，反而使國家受損，主張采取相對寬松的政策。
李純覺得兩邊說的都有道理，反復考慮了很久，也難以定下決心，最后決定召開一次朝會討論。
在朝會上，武元衡首先發言：
“近年來，朝廷出臺了有利于工商業發展的政策，才給了很多人賺錢的機會，但是有些人投機倒把、為富不仁，掙到大錢以后不思反哺社會，而是窮奢極欲、比拼享受，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負面作用，臣建議朝廷對他們征收重稅，嚴厲打擊奢靡行為，豁免窮人的賦稅，甚至要給予一定的補貼，改變貧富不均的情況。”
程異則說道：“臣以為，國家通過發展工商業，經濟繁榮、稅收增加，這些富人都是依靠能力、合法經營，通過納稅為國家作了貢獻，不宜打擊太狠。貧富差距自古有之，如果以此為由打擊工商業者，可能會對經濟產生不利影響，既會影響朝廷收入，也會造成工人失業問題，應該現有基礎上，適當增加富人的稅收即可。”
李純道：“兩位愛卿各有各的道理，朝廷鼓勵發展工商業，鼓勵人們致富，雖然朝廷的收入增加了，但是貧富差距如果太大，會引發社會矛盾，還是需要有個妥善解決的辦法，其他臣子也可以暢所欲言。”
柳晟說：“貧富差距也應該客觀看待，比如有些窮人確實是辛苦勞動掙的少，但是也有很多是好吃懶做、游手好閑之輩，就甚至還有一些是賭博輸光的，如果要補貼這些人，誰還愿意奮斗？”
葛元禮說：“柳大人不能拿少數人的行為否定多數窮人的處境，既然都是大唐的子民，朝廷就要綜合考慮，不能厚此薄彼，古人云：均貧富、天下安，那些富人的財富來自于社會，就應當反饋給社會，對富人增加稅收，對窮人進行補貼，符合圣人的治國理想。”
沒想到李純突然惱了，怒道：“什么”均貧富、天下安”，那是農民起義用的口號，古往今來每每出現農民起義都是以”均貧富、不納糧”或者”殺富濟貧”為口號，那些起義領袖對有錢人掠奪以后，實際上都是自己分肥了，短暫的掠奪之后，留下一地雞毛，最后還是按照老的一套進行統治，甚至是變本加厲。作為朝廷官員，要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己任，怎么拿那些不切實際的口號作為施政的依據？”
葛元禮被李純嗆了一通后，紅著臉不敢說話了。這時財稅部尚書顏慶明發言：
“解決貧富差距，最重要的就是征稅問題，臣建議給富人增加稅收，給窮人減少稅收，但是在幅度上還是要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既要減少差距，也不能產生負面作用。”
李純道：“顏愛卿的一番話，頗合朕意，縮小貧富差距，最重要的就是財稅政策，就由財稅部先拿出一個基本意見，然后經中書省討論，朕再來定奪。”
朝會結束后，顏慶明按照李純的旨意，和幾位部屬認真討論了一番，決定按照財富數量多寡，對富人和窮人采取不同的政策，制定一個綜合性的方案：
1、對于年營業額在25萬文以上，且利潤在5萬文以上的工商大戶征收特別稅，超出的部分增加一成稅收，如生產販賣布匹、瓷器的稅負由兩成增加到三成，生產販賣鹽茶糖酒的稅負由三成增加到四成，采礦、冶金的稅負由四成增加到五成。
2、不管從事任何行業。對于年收入在1.5萬文以上的個人，征收個人所得稅，1.5-5萬之間部分收取一成，5-10萬部分收取兩成，10-30萬部分征收三成，30萬以上部分收取四成。
3、各地工商部門負責稽查各工商戶的用工情況，對于有克扣工資、強制勞動的，進行嚴厲打擊，對于有虐待工人、拖欠的工資的工商戶予以處罰，幫工人追回拖欠工資，對于屢教不改、多次違法的工商戶予以查封取締，堅決維護工人的正當權益。
4、無地農民可按照朝廷政策，到漢夷荒蕪地區尋找荒地開墾；土地較少的家庭，人均土地少于兩畝的賦稅減半；人均土地多于兩畝少于五畝部分，賦稅減兩成。
顏慶明把這個方案報給中書省，武元衡和崔群意見不一致，其他人也有不同的意見，無法進行統一。武元衡和崔群干脆帶著方案一起進宮，請李純定奪。
李純看了一下方案，覺得總體還算適中，一文錢可買二斤米，相當于前世的4元錢左右。
工商業大戶的起征點放在年營業額25萬文，就是100萬元，利潤5萬文，就是20萬，這在前世根本算不上大戶，在唐朝屬于中等偏上，已經覆蓋了所有效益較好的的企業。
個稅的起征點放在年收入1.5萬文，也就是6萬元，月均下來就是5千，這個在唐朝目前屬于較高收入，起征點也還算合理。
還有對工人、農民的一些照顧政策，意見都切合實際，說明顏慶明做事還是比較用心的，心中比較認可這個方案。
李純不急于表明態度，示意兩人先發表一下意見。
武元衡說：“按照目前的標準，一文錢可以買二斤大米，營業額25萬文的起征點偏高，很多工商業大戶，都是靠著朝廷的政策好，給了他們不少便利條件，賺了錢理應更多的回報朝廷，臣建議加大對富人的征稅力度。”
崔群也說：“臣以為，這個方案抓兩頭舍中間，算是抓住了重點，總體還是比較合適的，但是對那些無地無工的窮人似乎沒有考慮到，應該補貼一些。”
李純道：“俗話說要養雞生蛋，這些年雖然工商業有所發展，有錢人多了一些，但是全民的財富水平仍然不高，這個方案已經覆蓋了絕大多數效益較好的企業和收入較高的人群，如果再降低起征點，就會把中等企業和中產階級也納入了，不利于居民收入的增加。客觀來講，這些工商戶除了賺錢之外，也給朝廷交了不少賦稅，這些年我們又是打仗，又是遷都，還給官員增加俸祿，絕大部分資金都是從工商業收的賦稅。如果對工商戶一下子下手太重，會對經濟發展造成不良影響，關于對窮人的補貼的事可以酌情加入。”
武元衡說：“經濟發展是好事，但是一些有錢人的攀比豪奢，不僅在百姓中造成了不良的影響，而且對官員隊伍也形成了沖擊，有些官員覺得，當官也就是名聲好，但是沒有干工商業賺錢，官員的貪污腐敗甚至有抬頭的情況。”
崔群說：“按理說，朝廷給我們加了好幾次俸祿，收入增加了不少，比陛下即位時已經翻了一番，但是比起那些商人，怎么感覺還是有差距，難怪很多官員心里不平衡。”
李純道：“社會的發展都有一個過程，目前總體是工商業發展快速，形成了一批先富的工商戶，適當對他們多征稅可以平衡一下百姓的情緒。當官屬于公職，穩定體面，就不能再追求發財，更不能盲目攀比，關于官員的貪腐問題，朕已經有所關注，監察部也反饋了一些情況，朝廷后面肯定會重點去抓。”